八（1/2）

出了家门到了北京情况则不同了。

我们吃饭时彩荷坐在了里面她向我伸来一只碗说：“大姐我出不去了你帮我盛碗猪！”

我说：“啥？”

“你帮我盛碗猪。”

我上哪给她盛一碗猪去？再说了那小碗哪能装得下一头猪哇！

伊水不动声色地说：“她是让你帮她盛一碗粥。”

我的妈这差别也太大了！

两个中国人说话中间还要夹个翻译岂不怪哉！

一日彩荷美滋滋地说：“我买了一件k色裙子。”

我正在犹豫：k色？k色该是五颜六色中的中哪一种呢？

她从柜子里拿了出来我才恍然大悟“你说的是——黑色？”

“对就是你们说的‘黑色’我穿上你看看怎么样？”

说实话这种神秘色彩与她的确不怎么相配从上到下跟个直挺挺的鞋油桶我脱口而出：“砢碜！”

“砢碜？”这回轮到她猜谜了她试探着问：“你是说……‘不好看’的意思？”

我真的惊异于她的聪明了如难懂的方言她竟能猜出！

彩荷看出了我的心思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从你的表情里猜出来的。”多亏

她有察颜观色的本领！

天色渐晚我正要进入梦乡彩荷推了我一把“给你吃蹄。”

我头不抬眼不睁地说：“我不吃猪蹄子。”

“不是猪蹄子是蹄。”

“不是猪蹄子还能是啥蹄子呀？”我嘟嘟囔囔地坐了起来彩荷递过来的东西令我愣了半天“你是说——梨？”

“嗯吃吧。”

“吃吃这个我吃。”我抓起一只往嘴里塞拚命地掩饰着要笑得崩溃的嘴巴。

提起家乡我和彩荷有着同样的感受。家乡是留在记忆里的一缕余香即使是穷乡僻壤也能云山雾罩地摆出它的几个“独一无二”说成仙人仙境从而使那些从没来过的人垂涎一番。

有一次我正准备抒情一张口：“俺家那疙瘩……”

“什么？什么疙瘩？”彩荷一副困惑不解的样子。

为免去更为繁琐的解释我只好改口：“我们那个地方……”

看来这普通话不说是不行了！

彩荷是个性格外向的人经常把她的同事带过来玩。

湖北的树枝和陕西的徐航提起了各自的同学结婚的事儿聊着聊着就争了起来。树枝把“结婚”说成“结分”；徐航则说成“结hueng”（她的这个音在字典里找不出与此相对应的字我用拼音标识）。她们相互嘲笑一阵谁也拿不准确切的读法。

树枝说：“问问大姐吧她的读音肯定对。”

身为大姐面对着扑将而来的四柱目光深感责任重大理应为她们做出表率才是。于是我抱着一丝不苟、诲人不倦的态度以一种自认为最标准的普通话一个字一个字地示范给她们“结——婚！”

没等我缓过神儿来就爆出一阵更为剧烈的笑声笑够之后她们边擦着眼泪边指着我的鼻子异口同声地说：“你说的也不对！”搞得我莫名其妙。既然说错了也不便为人师了。但是究竟哪儿读错了呢？

树枝在这些人中是出洋相是最多的一个。三句话中总有几个字读得不够标准。比如她把“团结湖”说成“谈结浮”。他们单位的总经理虽然只有一个其他的人也爱以“某总”相称过过嘴瘾以满足彼此的虚荣心。树枝在叫别的“总”时倒还悦耳叫胡军就不怎么动听了“喂浮（胡）总——”

极其敏感的胡军跳起了“老虎神”“你才‘浮肿’呢！”

两人经常为此吵得死去活来。这样让她叫下去胡军的名誉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得想个折了。他坐了下来耐心地教她“我姓‘胡——’。”

“姓‘浮（胡）——’。”

胡军加重了语气“‘胡’！”

“‘浮（胡）’！”

胡军气得垂头丧气手摆得像个高运转的电风扇把桌子上的纸片子扇得呼呼作响“得！别再叫我什么‘总’了还是叫名吧。”

看来推广普通话确实难可是难也得说不说更难。

在伊水家住了两个月她家的房子到期了。尤湖想转行不干书了。他找来了废品收购站的人带来了两大卡车把他的几大库的书全当成废品处理了人家给了他九千块钱。

伊水和尤湖找了房子搬走了。

我搬到了另一个地下室——某学院的学生宿舍。我有学习卡以学生的身份入住比较行得通。我的一半时间就生活在地平线以下了。

我不再只是生活在家庭中而是生活在社会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