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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列娜的问题并不是很严重，列宁格勒团zhōng yāng执行委员会只是在调查她所谓“官僚主义作风”、“在工作中，尤其是在提拔年轻干部的问题上，奉行资产阶级的基因论。”

“资产阶级的基因论”问题，就是由李森科提出来的，他在生物遗传学上推崇米丘林的观点，而把托马斯·摩尔根所提出的遗传基因理论归为腐朽的资产阶级的东西。当初乌斯坚科便是因为不赞同这种看法，而被投进监狱的。

既然“资产阶级的基因论”是生物遗传学上的东西，至少是科学领域的东西，那又是怎么跟瓦列娜扯上关系的呢？揪根问底，最直接的原因还是在我的身上。

我推测了一下，那天捡到我稿件的戈尔杰伊，很可能去找过瓦列娜，要嘛就是从瓦列娜身边的人那里打听到了一些情况，总而言之，他是了解到瓦列娜对我的看法以及她限制我向报刊投稿的态度。了解了这些东西，下面的事情戈尔杰伊便很好cāo作了，我的那篇稿子本身质量的确很高，理论上的东西不说高屋建瓴吧，至少在贴合实际的情况下，还有一些拔高的水平，而且又迎合了时下的政治主题。

尽管在进入斯大林时代之后，国家对文化层面的东西卡的比较紧了，但莫斯科对那些能够把握住政治主旋律，同时还懂得在适当的范围内加以发挥、拓展的，有较高政治修养的知识分子，还是很重视的，这种人经常会被破格提拔。一个最生动的例子：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另外，还有康斯坦丁·西蒙诺夫。

瓦列娜利用手中的权力给我设置障碍，不允许我投稿，不允许我向苏联人民发表我在理论学习中的收获，这难道还不是用官僚主义的作风迫害同志吗？她认为曾经犯过错误，就成了永远的罪人，没有悔改的可能，这难道还不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的基因论论调吗？从严格的意识上说，戈尔杰伊将这两个帽子扣到她头上，还是很有道理的，也不算是完全的污蔑她。

这年头，苏联的政权体系内讲原则，甚至讲原则讲到近乎苛刻的人还是有很多的，即便说这样的人占布尔什维克党员的绝大部分，我也会相信。讲原则的瓦列娜遇上了不讲原则戈尔杰伊，两人的第一回合交锋，以瓦列娜的完败落下帷幕，不为别的，就因为他们两人的上面，还有一大堆讲原则的人。

犯了错误，就要接受处罚，这没什么好说的，只是戈尔杰伊找错了“证人”，我从没想过要给他这样一个人当枪使，一旦这件事我做了，将会成为我个人档案中一个难以抹去的污点，将来戈尔杰伊倒霉的时候，我势必也要被牵扯进去。

瓦列娜可以说是走了狗屎运，如果不是因为整件事都因我而起，即便是不恨她，我也不会在她落难的时候拉她一把。但是现在，为了跟戈尔杰伊这个“政治文盲”彻底划清界限，我不得不作出一副大义凛然的姿态，拿出一份对她很有利的报告。

戈尔杰伊只是说让我写一份报告递上去，却没有给我规定报告应该怎么写，或许在他看来，以瓦列娜对我的所作所为，我铁定会将她描的有多黑就多黑了。但这家伙显然是小看了我，我绝对不让被个人的恩怨所左右，更不会被所谓的恩仇影响判断，我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往上爬，爬得越高越好，而在这往上爬的过程中，只要对我有所帮助，哪怕是仇人，我都能同对方暂时达成合作。

从戈尔杰伊的办公室出来，我手里多了一份记录着莫斯科报道单位的便条和一张接待所的介绍函。接待所是州团zhōng yāng的接待所，专门用来安排前来列宁格勒出差的团委同志，凭着这份介绍函，就可以在那里开一个房间。今天晚上，我必须用一晚的时间把报告弄出来，因为莫斯科那边催的很急，我后天就出发赶过去。

那张记录着莫斯科单位地址的便笺上，只有一段很简单的俄文：卢比扬卡大街14号。

呵呵，我想一提到这一个地址，很多人的脑子里首相想到的一个部门，就是现在被称为“国家安全总局”的克格勃，说真的，我并不希望是这个单位。幸运的是，国家安全总局的地址，是卢比扬卡大街11号，而14号则是另一个强力单位，同时也是国家安全总局名义上的上级单位“内务人民委员部”。

在前世的时候，我曾经一度认为克格勃就是当年菲利克斯·捷尔任斯基所创办的那个“契卡”，同时，还一直认为它从一开始就是个dú lì的单位。但在真正来到这个世界之后，我才真正弄清楚克格勃同内务人民委员部之间的关系，就目前来看，作为克格勃前身的“国家安全总局”还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下属单位，至少名义上是这样的。不过比较特殊的是，在地方上，甚至在单位内部，国家安全总局都不太服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管理，前者只是在名义上接受内务部的管辖，而在财政、人事等各方面的权力上，他们基本都是dú lì的，从某一种程度上说，国家安全总局甚至能够反过来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某些权力进行钳制。

我曾经一度怀疑过，我当初在明斯克之所以被送进劳动营，很可能就是无形中被扯进了内务人民委员部与国家安全总局之间的权力争斗。

就目前来说，我还不知道自己到内务人民委员部报道之后，会被安排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不过既然电话是波斯克列贝舍夫打来的，那想必这份工作应该与理论研究、文件起草之类的有关系，说白了，我要做的多半是个书记员之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