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海外贸易 － 17世纪危机（1/2）

17世纪中叶，全球动荡。1648－1653年，法国投石党运动。1642－1660年，英国大反叛，查理一世上断头台。1633年后，莫斯科数次动乱。1628－1644年，中国农民暴动，以致明亡。1624、1647、1664年，墨西哥市暴动...这就是所谓的全球“十七世纪危机”。

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气候是这一变动共同因素。16、17世纪初经济、人口增长，17世纪中叶气候异常，导致农作物减产，引发一场大灾难，饥荒、瘟疫以及政治和社会的动荡。

Reid认为导致1620－1650年全球贸易萧条，还有一重要因素，即金银供应量的减少。美洲银产量1628－1697年以千分之三的平均速率递减。rì本1630年代，白银开始减产。

Steensgaard认为单靠气候和人口压力不足以说明17世纪欧洲危机的发生。他以为过重的赋税是另一个重要的因素。

Romano考察欧洲的国际贸易、工业、农业，发现了如下的三项重要结论：第一，15世纪末到17世纪的第1个10年，欧洲经济快速发展，农业产出增长，工业、贸易重大进展。第二，约1600年后，欧洲农业发展停顿，失去农业支持后的商业和工业在1620年后成长动力匮乏。第三，1620年后的17世纪，除荷兰外，整个欧洲经济处于停滞状态。Romano因此认为1620年前后，“不仅代表一个时代的断裂，也决定一个新时代的特征，标示着一段长期雄心的失败，以及对资本主义（明显对于商业资本主义），所报热烈幻想的幻灭。”

Reid指出，不仅仅因为VOC在军事和经济上的成功，使得东南亚香料贸易受到伤害，更由于中国和欧洲对香料需求的减少，导致1640年代以后东南亚对外贸易受到伤害。VOC籍其军事优势获得香料独买权，削减香料种植者的利润，消灭之前所有亚洲从事香料贸易的中间商，提高在印度和欧洲的售价，这使得香料输出减少。另一方面1640年代中国动乱和欧洲人将目光转向印度纺织品和豌豆科木蓝属草本植物，也使得东南亚生产的香料减少。

1630年代末和1640年代初，rì本北方一连串灾害，减少谷物收成，1641－1642年大饥荒造成许多人畜死亡。而1639年，长崎、大阪、京都和其他城市的商人，发现越来越难从奢侈品中获利。大饥荒年间，这些商人大量倒闭。到1640年代中期，rì本经济开始复苏。

马尼拉1630年代前期，繁华依旧。30年代末和1640年代初，主要受到西属美洲经济和政治困境的牵连，马尼拉的金融和经济受到重创，几近瘫痪。另外，1640年初的干旱，特别是1642年，导致农作物大幅度减产。

W.S.Atwell认为“近些年来，17世纪危机或许已被过度使用，但毫无疑问，明朝的确经历了此一重大危机。”这一危机是指：1640年代初期白银流入突然减少，以及30年代万其余40年代初期的天灾、战乱、重赋，加上极可能发生对白银的增加积存，使铜钱和白银的兑换比例下降（铜钱所能兑换的白银减少），以至占帝国主体的百姓无法将rì常使用的铜钱换得足够的白银缴税偿债，甚至购买食物。在这种情况下，zhèng fǔ自然没有足够的税收来维持必要的军事力量对抗内部叛乱和外部满清的入侵。最后，Atwell总结，“明朝在1644年4月的灭亡，决不是单单因为白银流入减少所致，但白银流入的减少必然使明帝国面临的困难更加恶化，以至局面更加不稳定。”

过去许多学者认为，17世纪中国非常依赖进口白银来维持经济成长和政治稳定，以至1640年代白银输入快速而巨幅减少，造成明朝44年灭亡。VonGlahn主要根据下述三项论点，对传统的看法加以否定：第一，1640年代中国输入的白银并未大幅减少，他估计41年154万两、42年109万两、43年138万两、44年179万两、45年172万两，41－44年平均每年输入145万两，虽然只有1636－1640年平均的47%（此时中国富裕地区和rì本经济状况非常好，甚至过热），但和1620年代的年平均相比，并未差太远（76%）。第二，1640年前后数年，以银计价的米价开始显著上涨，在1640年代达到史无前例的高价，由于通货膨胀时期，不可能出现屯银现象，在1640年前后数年出现的铜钱价格贬值，应和烂铸有关，而不施釉流通白银数量减少有关。第三，是否有货币危机，与货币的存量较为密切，而不是流量。另外，倪来恩、夏维中考察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和zhèng fǔ税收，推论明清之际的白银危机应是发生在清初，而不是明亡以前。

16－18世纪，西属美洲的白银产量约占全球的80%。16世纪，秘鲁占全球61.1%，墨西哥12.1%，合计73.2。17世纪，秘鲁63%，墨西哥24.1，合计87.1%。18世纪，秘鲁32.5%，墨西哥57%，合计89.5%。

西属美洲白银经由三条路输往中国，首先，西属美洲－－－马尼拉－－－中国（1570年代后）；其次，西属美洲－－－西班牙塞维尔－－－葡萄牙－－－中国（1570年代后）；西属美洲－－－西班牙塞维尔－－－荷兰、英国－－－中国(17世纪初以后）。

明后期，rì本产银量约占世界的15%，其产出绝大部分输入中国。

庄国土估计，明朝流入白银总数当在28，000万两以上。1530－1644平均年流入240万两。其中从rì本流入17，500万两以上，其中大部分经澳门流入。

全汉升估计，明朝菲律宾流入6，000万两。1569－1636年间，葡萄牙每年从欧洲运来100万比索，假设一半用于购买中国商品，则这段时间葡萄牙从欧洲输入中国白银3，400万比索，相当2，700万两。

VonGlahn对1550－1645年进口到中国的白银数量，按来源和载体作了整理：

单位：公吨，1公吨=26，667两

－－－－－－－－－－－－－－－－1550－16001601－16451550－1645

葡萄牙人740－9206501390－1570

rì中国人4505991049

本朱印船843843

荷兰人340340

小计1190－1370243622－3802

西经中国人5846201204

属菲葡萄牙人7575

美律走私者10301030

洲宾小计584172509

印/

度欧38085010

洋洲

总计2154－3450177161－1341

Yamamura和Kamiki估计流入中国的白银，1550－1600年计1770－70公吨，1601－1645年计6900－8400公吨，1550－1645年共计8670－10780公吨，即120－28747万两。另外，1550－1645年间，从rì本流入中国白银7350－9450公吨，即19600－25200万两。从西属美洲经菲律宾流入中国1320公吨的白银，即3520万两。

1540年代，西属美洲发现蕴藏丰富的银矿。1554年，一种便宜简单的提炼低含银量矿石的炼银法－汞齐化法被采用，自此，西属美洲的白银产量大幅提高。Brading和Cross估计，1571－1645年，西属美洲白银产量应至少为*，448万两，平均每年859万两。

1560－1644年间，rì本白银生产月25，429万两白银。rì本输出白银大约始自1540年，则16世纪的后60年可能共输出3，300万两，17世纪的前44年，共输出，320万两，整个明代，rì本共输出26，620万两。如以其中70%流入中国计，则为18，000万两。全汉升估计1599－1637年间，葡萄牙自rì本共运出5，800万辆，这些白银多经澳门输入中国。Souza指出，在1546－1638年间，葡萄牙从rì本输入中国3，660－4，110万两白银。

白银流通自唐代开始，德宗年间每年银课约在12，000－15，000两间。以此为唐代年均数的话，则整个唐代(618－907)的课银收入约为392万两。

根据全汉升，宋朝（960－1279）约为7，163万两。元朝（1280－1370）约为710万两。唐宋元三朝合计课银总数约8，265万两。此三朝的课银税率在20%左右，因此三朝白银总产量约为41，325万两。

霍有光认为，唐代白银年产量约36万两，宋代介于105－205万两间，两朝总产量60，040万两。

明朝，1390－1520年累计产银3，947万两，平均年产30万两。后半期年产大致相当。

明朝流入中国的海外白银，各位学者的估计各不相同，且差异很大。取各家平均数，则明朝rì本流入中国的白银为170百万两。西属美洲流向中国的白银为125百万两。合计295百万两。所以，整个明代由海外流入的白银可能近300百万两，（1540年代以后明朝白银输入）每年平均300万两左右。

明朝输入白银，来源首推rì本，其次经菲律宾的西属美洲。根据文献，明朝流入中国的白银近300百万两，16世纪下半叶流入的少些，年约200万两；17世纪上半叶多些，年约400万两。

1641年后，主要受到战乱影响，中国商品离岸价值，从1641年的554万两，逐年递减到1644年的186万两。

吴承明，“1551－1575年常年米每石0.49两（1石130斤计），荒年米每石2.44两；1576－1600年，常年米每石0.52两，荒年每石1.34两；1601－1625年，常年每石0.7两，荒年每石2.42两。”

帕金斯认为明末清初一般家庭可能将收入的百分之六十用于食物。他说：“有一项资料将丝织业中长期的男工的总支出估计为12.7两白银，如以实物计算，大约12到13石大米。这些不同的工资数字所要说明的，似乎是明末清初的中国社会里的劳动者，一定要为他们自己和家属而将他们收入中很大一部分用于购买供自己和家属消费的食物，其数目也许在一半以上......究竟要用多大一部分，取决于人们对于这位劳动者是否有其他来源收入的设想，也取决于这位劳动者的工资要养活几口人，如果这份工资是供养每人消费三石的两个半人的唯一来源，那么，用于粮食的钱在收入中占的比重是7.5：12.7，即59%。”

“十六世纪晚期，太仓库增加后的岁入大约4百万两，只占了帝国全部税收的百分之十二。”“如果无论本sè和折sè，推测每石的平均价值是0.8两白银，这样田赋正额总值将会略高于2100万两白银。对于役银，我们根据7个省35个县的统计数字可以推算出平均每县征银9724.26两。整个帝国的役银额可能约为1千万两白银。即使它仅仅部分的由田赋吸收，整个帝国来源于农业的总收入也将增加到2千5百万两，甚至接近3千万两白银。”这般，明后期zhōng yāngzhèng fǔ每年的税收约在3千3百万两左右，来自土地的的收入占8成左右。

1600年前后，明朝国内生产毛额估计为10亿两白银。Feuerwerker在1550年的估计值为8亿两。

明清海外贸易－菲律宾1567年开禁以来，月港出发商船的航行范围达24国家和地区，有数量限制，无方向限制。万历17年（1589）起，东西洋各限44艘，即总数88艘，其中吕宋定为16艘。万历25年（1597），船只总数达到137艘。因西洋各地路远，商船去者绝少，多贪路近利厚，yīn贩吕宋。

月港每年饷税收入，从开禁初期的3，000两，逐渐增加，17世纪初达到20，000余两，在17世纪前三、四十年大致维持在一个相同的水平。全汉升更进一步认为，月港与菲律宾的贸易，在隆庆元年以后的数十年内，大约增加八至十倍左右。

马尼拉至墨西哥航线，回报极为丰厚，通常利润为100－400%。有好些年，利润被法定为100%。

TheManilaGalleon：“西班牙人在马尼拉的商业地位仅为充当一个静态的中间人，所有东方的贸易路线汇集到马尼拉，不需西班牙人费吹灰之力，各地的商品顺理成章的被高利润吸引到此。因为知道可以在新西班牙（西属美洲）获取丰厚报偿，西班牙人像绅士般的对购进之物付出好价钱，而东方的商人无不使尽气力竞相争夺西班牙人口袋中的银元。”

TePaske认为在16世纪末，平均每年经由非法贸易途径，总共高达500万比索（约400万两）的西属美洲白银流向菲律宾。以下数字不包括南美其他港口（秘鲁的卡洛、Callao）和马尼拉的非法贸易。1581－1640年间，共有21，000万两的美洲白银流入菲律宾，平均每年350万两。1581－1644年间，共有22，080万两的美洲白银流入菲律宾。

Souza估计，1590－1602年期间，共有6，700万比索（5，360万两）从西属美洲流入菲律宾，平均每年412万两。1602－1636年间，共有8，000万比索（6，400万两），平均每年183万两。1636－1644年间共700万比索（560万两），平均每年62万两。综上所述，1590－1644年合计15，400万比索（12，300万两白银）从墨西哥流向菲律宾，平均每年224万两。

墨西哥当局在1602年给马德里的报告中指出，通常每年由阿卡普尔科运往马尼拉500万比索（400万两），在1597年，更高达1，200万比索（960万两）。到了1632年，马尼拉一个宗教团体报告西班牙国王Philipⅵ，每年约240万比索（192万两）由阿卡普尔运往马尼拉。

全汉升估计，16世纪末大概每年100万比索（80万两），后逐年成长，1620年达到300万比索（240万两）的高峰，1630年代下降到200万比索（160万两）。附带一提，自菲输华的白银数量大至与西属美洲输往菲律宾的数量相当，1586年以前为30万比索，1600年前后，约为200万比索，之后直到1630年代，大概维持在这个水准，或是更多些。

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在17世纪上半叶达到顶峰。在贸易刚开始的年头，西班牙当局由于忙于矗立在欧洲和美洲的急迫事务，故而忽视马尼拉大帆船带来的利润，以及对西班牙纺织业的冲击与因之而来的大量白银流出。约1590年后，西班牙当局才开始对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作出了限制和管理，如1593年的皇家命令：每年只能有2艘船从墨西哥阿卡普尔科航向菲律宾，每艘不可携带超过25万比索。1604年禁止墨西哥与秘鲁的贸易，以及所有航向菲律宾的船只都必须为皇室服务，且只有西班牙的居民才可以参与贸易。贸易持续进行，大量中国商品源源不绝的输向西属美洲。

西班牙占领菲律宾以前的几个世纪，中国人就常到此地贸易。1570年代后，中菲的直接贸易出现结构xìng改变。中国向西属马尼输出的货品大致分为三类：1，粮食和其他民生必需品。2，军需品。3，丝货。这里丝货占了绝大多数。

ThePhilippineIsland：中国丝棉远比西班牙的好得多，但前者的售价较后者还便宜一半，其余的丝织品，也有类似情况。不仅西班牙人穿用，在这段时间，由于大量的中国丝绸进口到西属美洲，以致连流浪汉、混血儿、印地安土著都穿丝制的华丽一服用以炫耀。

随着贸易增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定居马尼拉，1580年，菲律宾总督命令华人必须集中居住，以便管理，Parian。1603年，20，000人，1639年，50，000人。

由于中国南部情势转坏，中菲贸易在1620年到后期开始显现衰退迹象，但直到1640年代初，中菲贸易才出现急剧下滑。

1573年，马尼拉设立海关，1589年起，对中国船只实行整批购买制度：船抵港，先检查违禁品，然后官员对整批货物与船主进行议价，成交后，货运上岸，再依西班牙居民投资金额比例分配货物。但17世纪以后，这项制度渐渐不再实行。1677年，一份报告中提到，中国人通常可以在任何地方以自己的价钱卖出货物。

明清海外贸易－rì本朝贡贸易到15世纪末，明显衰弱，前来朝贡的国家大为减少，主要因为中国私人海外贸易兴盛，已基本满足诸国对中国商品的需求。

明朝前期，rì本仅被允许10年一贡，船只不过3艘，人员不过300。无法满足rì本对中国商品的需求。1532年，宁波贡使事件，极大伤害中rì关系。1549年，最后一次朝贡贸易结束后，两国官方贸易永久中断。

1540年后，rì本银产量增加，同时中国经济朝市场化快速发展，亟需白银货币，民间贸易因而兴起。《朝鲜李朝实录》：（1544年，一中国商船漂到朝鲜，问来由）答曰，以贸银事往rì本，为风所飘至此，别无他言。可见时中国商船往rì本贸易的目的。

海禁政策和朝贡贸易的中断引发持续15年之久的嘉靖倭乱，中rì海商被迫进行武装走私贸易，并进行劫掠活动。隆庆开禁，有限度准许私人出海贸易，但仍禁止外国商船入港，并严禁中国商船赴rì贸易。

1542年，rì本兵库县发现矿藏丰富的野生银矿，随着新矿不断发现和开采，rì本银产量逐渐增长，在17世纪初达到高峰，光是佐渡银矿每年产银约160－240万两。17世纪中叶，产量开始下降。1560－1600年，每年出口90－130万两白银。17世纪初期每年出口400－500万两。1615－1625年，年出口347－427万两。

明后叶，rì本对中国商品（尤其生丝和丝织品）的需求增加，加上中国对白银的需求，随着经济发展和新徭役制度rì渐普及而大幅增加。中rì贸易不仅量大且报酬丰厚。

中国商品出口至rì本，毛利润接近100%。1636年－1644年输入rì本的生丝受固定价格制度影响，毛利润为*%。

1630年代，中rì贸易发生重大结构变化，一是rì本实行锁国政策，一是葡萄牙被迫退出rì本贸易。有学者认为葡萄牙的退出，对中rì贸易产生很大冲击。但也有人认为，当时中国和荷兰趁机扩大对rì的贸易量，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葡萄牙原先的位置。1638年chūn天起，rì本幕府多次询问VOC，驱逐葡萄牙后其能否提供rì本足量的商品。1641年的平户荷兰商馆文献也有记载：“我们因此输往rì本大量的商品，但却使公司遭受极大的损失......了解到损失主要是由于rì本市场过多的供给所致，因此决定保留未售出货物以待好的时机。”

1557年，葡萄牙租借澳门后，葡澳的中、rì转口贸易才真正发展起来。1571年起，直到1638年，葡萄牙的对rì贸易都在rì本长崎进行。1617年以前，用1，200－1，600吨的大帆船，之后使用一百余吨到三四百吨的轻快帆船。

16世纪下半叶，中rì生丝贸易由葡澳占了大部分（几乎可以说独占），每年约将1，000－1，600担生丝输往rì本。17世纪初rì本的生丝进口进一步成长，到1610年，年进口近3，000担。但因受到1605年固定价格制度的实施以及中rì荷商人的竞争影响，葡澳输出有所减少，1610年的市场zhan有率降为30%。1630年代，葡澳输rì生丝数量显著减少，但丝织品的数量呈现增加的形势。

1637年，葡澳输rì的商品，除去非中国产品，中国商品占进口总值89%。中国丝货占中国货物的91%，或全部商品的81%。

1600年，荷兰首次抵rì。助德川家康。1603年，德川家康被赐幕府将军。1605年，荷兰得到对rì贸易许可。

1612年后的几年，由于未能掌握中国商品的来源，荷兰对rì贸易并不稳定，抵达rì本的船只数目也难以考察。161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将总部迁往巴达维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