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沟通应学会说“外语”（2/2）

不但是日本军国主义历史问题，许多现实问题同样可从这次事件中汲取经验。近来“中国制造”在全球许多地方出现了信任危机，有关方面对此着急上火，千方百计试图消除负面影响，但效果却似未如人意，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同样归咎于不懂得那九个字。许多相关人士在危机来临时第一反应是否认，否认无效再推脱、辩解，有关部门还会拿出诸如“大多数产品是合格的”或“按照中国标准没有问题”等来解释，殊不知国际问题要用国际标准来衡量，涉及别国的事要用他们听得懂、听得进的语言来沟通，你只顾强调合格的99％，却忽视了当地消费者如果恰好碰上那1％，对他本人而言就是不折不扣的100％，而决不会管别人买到的是否合格；你只说中国标准检验合格，可你的东西是卖给外国人的，外国人不买帐那就是行不通。

即使更高层面的问题，同样可从此次事件中得到启示。中美之间围绕贸易逆差和汇率已争执多年，美方的重重压力让中方疲于应付，并付出了不少代价。对此中方没少作解释、作工作，又是下订单，又是进行政府间会谈，但效果却并不理想，往往是你强调你的，人家施压人家的。

对外交流、宣传、沟通，要说“外语”，也就是说，要找对人，说对话，讲对口。中国人往往习惯于“官对官”，即重视政府间对话，轻视做议员、民间团体、舆论和普通民众的工作，可许多国家的政治生活结构和中国不同，是“小政府、大社会”，议会等立法机构、公会等民间团体的能量和影响力相当广泛，而且在浓厚的选举文化影响下，他们往往一方面跟着基层民意转，另一方面又潜移默化地影响基层民意，忽视了这些阶层，一味“对官”说话，或者虽然知道要和议员、工会等沟通，却不得其法，无法达到说服、沟通的效果，这样一来，“中国道理”在大众层面得不到充分的认识、理解和共鸣，即使上层路线走得再好，效果也不会理想。

况且，作为行政部门的政府及其官员由于经常跟中国打交道，对中国的情况和立场了解较深，而议员、工会和最基层的选民却往往得不到充分的信息，对中国了解不多，印象不深，容易受误导和产生误解，而中国的沟通、解释等工作却是对最熟悉情况的政府层面做得最多最到位，对最不熟悉情况的议员、工会、选民等做得最少最不足，但在西方社会，政府往往必须体现选民、立法机关和民间团体的意志，如此则必然导致中国的苦心孤诣付诸东流。即如人民币汇率问题，中方不遗余力地与布什政府、尤其是保尔森财长沟通、解释，殊不知在这一问题上，美国政府、尤其有深厚中国市场背景的保尔森何尝不明白个中关系？但他们无法不对议会、民间团体和民间的反对声浪作出反应，否则就将面临许多麻烦，而中方对这些反对声浪最高、对中国了解又最少的部门、团体和个人所作的宣传和解释，恰恰是最少、最不足的。

在对外宣传中我们往往过于注重“以我为主”，觉得自己理由充足、逻辑严谨，对方没道理不接受，殊不知各国有各国的立场和国情，你的道理人家未必觉得是道理，除非你能说得明白，让对方听得懂、听得进、心服口服。你是在跟别人打交道，希望他们接受你的见解，当然要用“外语”、用他们能接受的语言去讲，去解释，让从没到过中国的人、甚至普通家庭主妇也能理解和接受，认为你的道理符合他们的道德标准，你的利益符合他们的利益衡量，惟如此，才能收到预期的沟通、交流效果，此番北美华人团体，不正在这方面给国人和有关方面上了生动的一课么？

对外沟通，“外语”很重要，因为语言是相互理解的桥梁，而理解是相互接受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