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钢事件”折射在加华人技术移民甘苦（2/2）

一些张的支持者则反唇相讥，他们认为安钢明知对方小自己15岁还娶，是“居心不良”，出问题是“自讨苦吃”；张即使有骗婚、骗保嫌疑，也是追求更好生活的正当、合法行为，无足厚非，她嫁给安钢这个穷光蛋是自己倒霉，意外获得巨额保费是自己走运，别人不该说三道四；个别言辞尖刻者甚至认为，安和小自己15岁、年轻漂亮的张共同生活了数月之久，已经“占了便宜”，保费应算对张的“青春补偿”。

激烈争论背后折射技术移民甘苦

正如一位讨论者所说，安钢已逝，死者已矣，上述种种争论既无太多必要，又很难真的判明这桩“家务事”的是非曲直。但一个普通华人移民的死竟引起加东华人前所未有的热烈讨论和高度关注，背后折射出技术移民难为外人道的酸甜苦辣。

加拿大是个移民国家，也是许多中国人心目中理想的移民目的地，其中以“技术移民”身份出境的占绝对多数。由于加对技术移民有较高门槛，最终申请成功者大多学历较高，在国内有较好的职业、地位和收入。

但加国虽大量吸引技术移民，国内劳动力市场却并不缺乏这类人才，而是需要更多从事体力劳动或简单技术劳动的工人、技工，加上该国不承认海外学历和工作经验，甚至连在加国公司海外分支工作的经验也不予认可，绝大多数技术移民出国后面临着被迫改行的窘境，博士打短工、教授洗盘子、研究员卖猪肉、专家理发的现象比比皆是，到了见怪不怪的地步。

一些移民工作不理想，收入不佳，和国内相比生活质量明显下降，心情可想而知；另一些移民收入其实并不差，但专业丧失、专长不被认可，仍不可避免让他们感到失落。

由于环境和生活压力巨大，加上人生地不熟，缺乏沟通、宣泄的渠道，华人技术移民中出现了明显的“三多”（患精神疾病的多，皈依宗教的多，离婚的多）现象，去年轰动一时的蒋国兵博士自杀案，就是这类问题积郁已久的极端爆发，而朋友的缺乏、家庭生活的动荡，又反过来严重影响了华人技术移民的身心健康。

回到安钢的个案，其实安钢的收入并不差，长途货车司机在加拿大属于中高收入阶层，但这项工作十分辛苦：长途出车孤寂、疲劳，饮食无规律，许多当地人望而生畏。安钢是花5000加币在2006年初匆匆学车并迅速上岗，技术本就不熟练，良好的精神状况、健康的情绪，是长途司机最基本的要求，对他则格外重要，但他却几次拒绝朋友劝阻执意出车；他对家庭生活十分眷恋，为人也很好，但即使他的朋友也不否认他的确有大男子主义倾向，且不善表达，这显然会影响他与妻子、与他人的沟通；至于张悦欢，姑不论那些家庭细节的真伪，她来加近半年，既没有工作，又不娴家务（连饭也不会做），更拒绝与安钢沟通，加上其四姐在许多问题上明显欠妥（生活状况明显比安钢一家好得多，却屡次无偿支使妹妹的劳力，不但影响其对移民生活的适应，也必然危及其家庭和谐），出现问题是必然的。

移民是一生中重大的转折，出现各种不适应、不顺利很正常，在陌生环境中初来乍到、缺乏朋友和人际关系的移民夫妻，只有多理解、多沟通、多鼓励、多支持，才能确保彼此身心健康，更快、更好地渡过不应期，适应新环境、新生活，否则就很容易酿成苦酒，甚至导致悲剧。

“安钢事件”虽是极端个案，但华人技术移民所面对的各种苦闷却有普遍性，这也是安钢一案迅速引起如此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的根源所在。通过近年来的一次次事件，越来越多的华人移民开始反省自己，尝试着改变传统的“独善其身”、“家丑不外扬”等习惯，更多地投入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互相帮助中去，因为异国他乡最缺乏的就是朋友，就是宣泄的渠道和理解的声音，帮助别人，就等于帮助了自己。去年的蒋国兵案，“刘女士儿子抚养权案”，和这次的安钢事件，华人移民纷纷解囊相助，奔走相呼，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忱，安钢出事后，朋友“风压差”对自己当初未能坚决阻止安钢带着心理包袱出车追悔莫及，当众反省，同样体现了这种互助意识的抬头。

此次围绕“骗婚”的争论如此激烈，同样反应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即“搬运工”现象已变得很普遍，在加拿大各华人传媒和网站上，“国内娶媳妇，回来不见了”的消息已见怪不怪，有的“新娘”甚至在机场就神秘消失，笔者的驾驶教练移民多年，离异很久，却一直不敢回国相亲，据他自己说，就是“看骗婚看得太多了”。加拿大是个家庭观念很重的过度，并不似国内有些人想象的那般“开放”，整日为生活操劳的单身华人技术移民所渴望的，也更多是一个温暖的家庭港湾，一个互相倚靠、长相厮守的伴侣，“骗婚”给他们带来的打击，又何止是金钱的损失？围绕安钢事件“骗婚”嫌疑的讨论如火如荼，正因为这个问题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

随着追思会的结束，安钢已入土为安，据悉，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张悦欢已有意放弃保费，围绕此案的讨论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冷却，但困扰华人技术移民的种种家庭、社会问题犹在，具体的人和事可以忘，却不应忘记教训、体会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