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就算自宫,未必成功(1/2)
李自成在建立大顺的制度,不妨回顾一下历代得,学习点经验。
扫过有些代表性的汉代和唐代之,再看宋代——
本来科举考试是为国家选拔真,但有些人便要借此制度之宽大处作弊。于是朝廷不免要为防弊而把制度严密化。
但制度逐步严密,有时反而失却本义。这样的,通过科举还能选拔出真正有能力的人吗?
李自成刚到大明朝的第二,就跟米脂的几个书,艾毓初、艾朝栋、艾诏、李振声、冯起龙谈论过科举制度。
科举考试内容就是做文,但文章不像算术那样有标准答,主观性很强。
但是科举考试对做题家们的成绩总要有个评判标,这样就给考官带来极大不便。
评分,审卷,考官意见难统一。
所以就需要一个大致的框架来限定考生发挥。
八股应运而生。
八股文的产生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过,实则它滥觞于北宋的经义。
经义是宋代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以经书中的文句命,应试者作文阐明其中义理。
宋代的经义虽无固定的格,但在代圣人立言这点,已奠定了八股文的雏形。
如顾炎武曾直言:「今之经义论,其名虽,而最便于空疏不学之人。唐宋用诗,虽曰雕虫小,而非通知古今之人不能做。今之经义始于宋熙宁,王安石所立之,命吕惠卿、王芳等为之。」
自北宋废除诗,就是有「声病对,的考题之,科考基本以进士科取士。而考试内容又只有经义。
这直接或间接地促使宋代考生答题越发空洞无,并朝着形式化趋势发展。经义一般为伦里道,其对社会问题的剖析大多空洞、抽,无法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因,考生的个人见解逐渐减,起承转合的文章结构形式则越发流行。科考八股文变得更加僵固、空泛。
科举选出来的人不,那制度也就不用说了。
当然也有好的方面。
唐末五代如此混乱黑暗的局面,在宋代文化又慢慢地复兴。后代所谓宋,又称理,就是在宋兴后百年内奠定基础的。
那一辈文人多沐浴了四书五经的熏,都提倡尊王攘,明夷夏之,又提倡历史传统。所以忠国文化、传统还能维,开辟出自宋以下的下半部忠国,一直持续到后世上千年。
宋代的「募役法」也是一个大的改革。
自秦朝,农民每年都要服徭役。而宋代「募役法」的颁,使得原来必须轮流充役的农民可以选择以交钱代替服徭役。然后再由官府出钱雇人充役。
原来不用负担差役的女户、寺,也要缴纳半数的役,称为「助役钱」。
这一举措使得农民从劳役中解脱出,保证了田间劳作时,促进了生产发,也增加了朝廷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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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从另一个方面,宋代和前代没有什么根本不同。都是统治街级盘剥百姓、稳定政泉的花样。但花样不断翻新。
如果说最大的区,大概就是在赋税这块。汉代太狠,虽然比秦好了,但服了兵役还要上税;唐比较能创,可以用绢代役;到了宋朝就伸手要钱了。
而,宋代的大官僚大地主等也失去了免役特权。
宋之于,虽说它有变,却不能说它有啥建立和创新。大概就像东汉之于西,有事而无政。有形势推,而无制度建立。
接下来到了明代——
我大明「得国最正,驱逐了鞑,最后却又被***所取代。
为什么会导致那种结果?这中间到底是哪里出现了偏差?
如果,历代是专制,朝廷由一个皇帝来独,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
比,崇祯皇帝看上去是被架空,底下人一起糊弄他。但其实皇帝仍然大权在,基本上想处理谁就处理谁。
若论汉、唐、宋诸,皇权、相权是划分开的。其间权力比重或有不,但总不能说一切由皇帝专制。
明代虽说一切事权集中在皇,究竟还残存有历史旧传,并不是全由皇帝来独裁。
比,一般小官归吏部尚书任,大官则由七卿、九卿或再加上外面的巡抚、总督商议后公开推,这就是「廷推」。(明代六部九卿合成一,指六部长官。也就是六部尚书与通政使司长官通政使、大理寺长官大理寺卿、都察院长官左都御,为分管国家各项工作的九位最高长,合称:六部九卿。另外还有个小九卿之说)
如果有大,皇帝和各衙门不能单独决,也常由七卿、九卿公,这叫做「廷议」。
再,大的狱讼三法司解决不,也由七卿、九卿开会定,这叫作「廷鞫」。袁崇焕就是这样被定罪的。
「权臣弄权」与「大臣当权」是大有分别的。
大臣是在当时的制度上有他正当地位的。比如宰,若他不问事、不当,反倒是失,是无能。
不是宰相而问事揽,那才是女干,是权臣。
权臣弄权自然是违反国本的。就像是明代的几个大太监或者那啥啥啥的。
那,说了这,明代为啥亡了呢?是亡于人还是亡于制度?
大明的遗老遗少也在思考。
于是有出生于明代的两位大史学家、思想,痛定思,来讨论明代正治制度得,以及此后天朝正治的出路。
一位是黄宗,他著了一部《明夷待访录》。
老黄说之所以产生君,是要君主负担起抑私利、兴公利的责任。对于君,他的义务是首要,权力是从属于义务之后为履行其义务服务的。君主只是天下的公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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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能提出来这种说,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黄宗羲认为要限制君主的权,而且他最注意的是明代废宰相那一事。
他认为将来只有再重新设立宰,正名定,把宰相来做朝廷领,不要由皇帝亲揽大,避免昏君瞎胡搞。
当,老黄还说自秦代以来「有乱无治」弊病的根源在于秦「废封建之罪,进而以「托古改制」的方式主张效法古代「封邦建国」的诸侯自治制度。或者退而求其,则应效仿唐初设置「方镇」以屏藩朝廷的制度。这个就不去多说他的利弊了。
另一位顾炎,著有一部《日知录》。
他曾说:天下太,则小官,大官少;天下之,则必然是大官多而小官少。
这个很有些道,后面再叙。
顾炎武提倡「利国富民,并认为「善为国,藏之于民」。
他大胆怀疑君,并提出了具有早期***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的主张。
他还提倡经世致,反对空,注意广求证,提出「君子为,以明道,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所谓雕虫篆,亦何益哉?」
顾炎武能于政事诸端切实发挥其利,可谓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
尤其是他所提出的「天下兴,匹夫有责」这一口,意义和影响深远。
像大明这样庞大的一个帝国而垮了,当然不是简单几句话就能说清楚原委的。
这并不是说其文化衰败、道德堕落、朝廷专制黑暗、党派误国、皇帝太拉稀等等几句空洞不着边际的言论便能道出其中之因缘。
一般来,单从制度,只要
推行到两三百年,总不免会出毛病。历代无一幸免。不与时俱,不革新就等死。
明代大体上已过了两三百年的太平日,无论当初制度怎么,变样、腐化是不可避免,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
清代的制度也可以为大统领带来点经验教训——
大抵制度是出之于公,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做事分寸的制度。
而手段则是出之于,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分寸。
在家天下时,一个为公的新制度的诞,期间当然会有许多复杂关,总不免夹带有一些私意。
清代朝廷发布最高命令称上,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明发上,一种是寄信上谕。
经内阁传,再交给有关衙门,称为明,或称内阁奉上谕。
而寄信上,就是绕开内,由皇帝指示军机处直接给相关人员传达旨意。
跟密折制度一,寄信上谕是加强皇帝集权的专制措施。
玩秘密正治这当然只能说是皇帝的一种手,而不能说是一种制度。
总的来,清朝的正治体制是传统正治体制的集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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