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风起（1/2）

1975年末，云南，腾冲附近某村，这里的冬天毫无寒意。像我们这样在轰轰烈烈下乡运动中的知青也不必为了冬装烦心。

我叫陈景文，从江南某城下乡而来，和我一道来的人我都不怎么熟，这虽然有些尴尬，我却不以此为耻，只是大家性格不合罢了，这在当时可不是什么好事，这意味着在当时的内部检讨会中我常常会成为大家批评的对象，又因为我善于跟领导顶牛，不讨喜欢是必然的，在昆明的分配之后，我来到了眼前这个很穷很穷很穷的村子，临沧地区沧源县,为什么我用了三个很穷很穷呢？只是因为真的很穷。

很穷是指物质条件很贫乏，找遍整个村子都没一盏像样的煤油灯的地方你会觉得很富裕吗？但可喜可贺的是，这里食物倒是还行，或者说不止还行的水准。这个村子在山里，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耕地少，只能靠着山中的野味果腹。

生产队里的管理还是比较松的，不像其他地方，作为一个脑子活泛，不拘一格的优秀青年是不会每天拘泥于和大家一起那几亩薄田里啃泥的。

相反，我和这里的几户前猎户混的还是比较熟的，之所以叫前猎户，是因为他们现在也不得不放下从前的猎枪去参加集体劳动。

生产队的领导也曾经试过要管我，但是常常被我这样的家伙捣乱的不行，反而造成恶劣的影响，索性随我自生自灭去了。

村里有部分人很奇怪，他们较少和其他公社社员一起参加劳动，听村里的老王讲，他们不是当地人，是从南边来的，南边是哪里？相比是缅甸吧，临沧地区已经濒临国境，南边就是缅甸了。

当时的缅甸正在内战，缅共正和政府军打得不可开交，这部分人可能是缅共被赶到北部山区之后来到云南的，当然，这是经过某些神秘部门同意的。这些人甚至被编成一个独立的生产队。

更多的情况我当时是不可能打听到的，我也不是特务，纯粹的好奇心使然，不会为了好奇心惹麻烦，被公安请去喝茶可不是好事。

在沧源的这段时间我遇到了王胖子，当然他本名可不叫胖子，这厮本名王援朝，老子上过朝鲜战场，估计才得了这个名字，他老爹本来也算是军区中层干部了，却在特殊时期中被打成了右派，关了牛棚，老爷子性子耿烈，气不过，染上风寒，提早去马克思那边伸冤了。王胖子也是一下子从军区大院被赶到了这里。

我和王胖子算是意气相投，很快便结成革命友谊，一起在村里“革命宣讲”，其实就是跟村里的文盲们讲些革命斗争的故事，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这样可以名正言顺的逃避劳动。生产队的支书很拿我们没办法，秉着送佛送到西的原则，支书跟组织上很是添油加醋的汇报了我们的先进事迹，强烈要求把我们调离。

组织上还是很珍惜人才的，很快把我们这些知青全部集中起来送到了一个新开的农场，每曰其名：“开辟新的革命保障根据地”。实际上就是把捣乱的知青们集中起来便于管理。

这个新的“革命根据地”离沧源并不远，只是更加荒凉，更加贫瘠。但是在这里我们遇到了更多热血青年（我和王胖子属于其中的老鼠屎）。

不过我们还真的是很佩服罗常保，罗常保算是我们这帮知青中得领导者，老罗天生就有一种领导者的气质，不像我和王胖子那样没个正行，罗常保上过大学，算是高级只是分子了在当时，而且老罗有很高的革命情操，整天组织大家参加革命宣讲，老罗到底是知识分子，对当前的国际形势分析的很透彻，常常跟我们讲演当前世界的革命形势。

我和王胖子也算是半个热血青年，也常常被他鼓动得热血沸腾。

一切都如无数后来的特殊时期电视剧中情节一样，大家过着热血却又无可奈何的生活。

直到一个普通的夜晚

那天我和王胖子又去河里摸了鱼虾回来，回来正准备收拾给大家打打牙祭的时候，老罗找到了我们告诉我们一个惊人的消息。

在邻国缅甸的仰光，也在发生一场“中国的无产阶级特殊时期”。首先是仰光大学就读的华人学生们，在胸前佩带上了红彤彤的**像章。进尔，又在学生中成立了“红卫兵”的组织，开始了“革命的大辩论”。这种过激的行为方式，当时在中国是属于合法存在的，但是，在异国的土地上，这完全是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行为。

冲突首先是在学生中开始。一方要誓死捍卫**的革命路线，一方是反对**运动的复活。开始打斗的导火线是关于**像章的佩带问题。“革命的红卫兵”们肯定要捍卫“统帅”的尊严，另一派，主要由缅甸人组成的团体，就是不准佩带像章。于是，双方由争执发展到斗殴，逐渐成为群体的撕打、械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