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郭奉孝，豪杰冠群英（1/2）

一、奔袁投曹

郭嘉（170一207），字奉孝，颖川阳翟（今河南禹县）人。

郭嘉生活的东汉末年，天下动荡不宁，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朝政黑暗**。公元184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此后，东汉王朝虽竭尽全力镇压了农民起义，它自身却也名存实亡了。很快，地方豪强、州牧郡守竞相起兵，军阀混战和割据的闹剧便上演了。

郭嘉自幼身怀大志，见识深远。汉末天下乱象已萌，他便长期闭门苦读，终于掌握了广博的政治、军事和历史知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见解。20岁左右时，正是东汉末天下大乱开始之时，他仍隐匿名迹，尚未显露锋芒。但暗中，他平时不与俗人应酬往来，却很注意结交英雄豪杰，以待风云变幻。所以，当时一般人都还不知道他的才能，只有那些和他相识而又志趣相投的英俊之士，对他的才华十分看重。

公元189年，首都洛阳又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变。大将军何进，以辅政的身份，准备杀尽乱政的宦官。不料，密谋泄露宦官抢先动手，何进反而被杀一随之。并州牧董卓带兵进京，**朝政，胁迫大臣。又毒杀太后，擅自废立。第＿二年，关东州牧、郡守纷纷起兵，公推袁结为盟主，以讨伐董卓。

大约正是在这个时候，为了显示自己的杰出才能，实现胸中的伟大抱负，郭嘉决定走出家门、投向纷纷攘攘的大千世界。寻觅明主建功立业。时逢董卓作乱，郭嘉更是跃跃欲试．准备充分利用这个时机、大显身手。

当关东军兴起的时候，盟主袁绍的声势颇为浩大＿袁家“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布天下。袁绍本人也怀有逐鹿问鼎的野心，故起兵后曾问部下：“即袁氏乎？助董氏乎？”在关东军的攻击下，董卓决意迁都长安。洛阳一带的几百万人口、被强令迁徙，结果步骑驱喀，更相蹈籍，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宫庙官府和居家，悉遭火焚，200里内无复子遗。

关东豪强兴兵，打着为国除奸的旗号。董卓西迁后，关东军却不见西进勤工的举动，反而互相攻击、杀掠。公元192年，董卓被王允和吕布合谋除掉。董卓部将李傕、郭汜、樊稠、张济等攻入长安，大战三辅，杀王允及长安百姓万余人。吕布败退出关，郭、李二人后来也为下属所杀。凉州军阀势力基本灭亡。

不几年，群雄割据的局面很快形成。就中以袁绍、曹操、公孙瓒、刘表、刘璋、袁术、孙策等人的势力为大。这样，要一展才智，郭嘉便只能在这些人中择主而事。

《三国演义》描写郭嘉的出场亮相，是在第十回。话说曹操正在大力求贤，荀彧向曹操推荐了程昱。“程昱谓荀彧日：‘某孤陋寡闻，不足当公之荐。公之乡人姓郭，名嘉，字奉孝，乃当今贤士，何不罗而致之？’或猛省日：‘吾几忘却！’遂启操征聘郭嘉到衮州，其论天下之事。”实际上，这一段描写并不尽符合史实。

在关东军离散之后，袁绍首先夺取了冀州，并在各地网罗贤才。郭嘉听说袁绍能够礼贤下士，再则袁氏当时声势位赫，盛名一时；他便前往投效，期望能一展鸿图。然而，袁绍本人外宽而内忌，好贤而不能用。因此，郭嘉并未受到袁绍的重用。外表的强大和喧嚣的声势，没能掩盖得了袁绍内在致命的弱点。当时，郭嘉的两位同乡辛评、郭图也在袁绍处效力。郭嘉对他们说：“智谋之士首要在于审择明主，只有那样，才能百举百全而功名可立。如今，袁公只想学周公的礼贤下士，却根本就不懂得用人的道理。他只是招揽人才，却不予以重视；临事又好谋而不能决断。若想和他一道拯救天下的危难，建立霸王之业，实在是难啊！”于是，他毅然离开了袁绍，去另寻明主。

处于其时，像郭嘉这样的一介书生、文人谋士，虽有超人的才能，却没有尺土寸兵，只能投靠有政治地位和军事实力的人物，才能使其才华得以施展出来。这正如藤蔓不能直立，只有攀援大树才能升高一样。也有人把知识分子比作为毛，而毛只有附着于一张皮上。封建割据时代的皮，虽然有仁义道德等辨别好坏的标准，但这个标准弹性大大，又往往经过了一番粉饰装扮。有识之士，追随哪个集团？跟定什么人物？选择哪一张皮？很多情况下往往由不得自己，而要靠命运的安排。

但“往往”却不等同绝对！

除了命运之外，就要看个人的努力了。因此，聪明的谋士要善于选择辅佐对象，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这是他成功的首要条件。郭嘉曾说过：“夫智者审于量主。”若主人是愚钝懦弱之辈、不堪造就之才，如后主刘禅之类人物，那么，即使辅佐他的人才智过人也无济于事，甚至还会因主人的失败而招致杀身之祸。如陈官之佐目布、田丰之随袁绍，仅是如此。只有辅佐的对象英武有为，谋上的才干得以发挥，才能建功立业。如后来周瑜之佐孙权，诸葛亮之辅刘备，都在历史上传为佳话。和郭嘉同郡的郭图，就因一味追随袁绍、袁谭父子，后因兵败被杀。类似的例子，在历史上可谓不可胜举，这既是士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不幸。而作为谋略家的郭嘉，其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能准确地判定、袁绍不过是徒有虚名，难当国家兴亡之重任，其失败的命运难以避免，因而就绝不能选择他作为自己的事业之“主”。

当郭嘉离开袁绍的时候，正在发展势力的曹操却有人才不足之感。此前，颍川著名谋士戏志才在曹操帐下效力，非常受器重。不幸，戏志才早卒。曹操给高参荀或写信说：“自从戏志才去世后，几天可与之谋大事之人。汝、颖一带向来多出奇士，请问谁可继任戏志才之职？”荀彧便介绍推荐了郭嘉。曹操立刻召见，两人纵论天下大事，十分投机。言谈中，曹操觉察这个青年人具有卓越的见识和才能，不禁高兴地赞叹说：“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

会见完毕后，郭嘉也庆幸得退雄才大略的明主，出来便喜不自胜地说：“曹公才真是我想投奔的明主啊！”二人志投意合，相见恨晚。曹操当即任命29岁的郭嘉为司空军祭酒。曹操于建安元年（196）十月任司空，于三年（198）正月，“初置军师祭酒”。郭嘉担任的司空军祭酒，即司空府下的军师祭酒，是参谋军事的官职。从此，郭嘉就做了曹操麾下的军事高参，为曹操呕心沥血地谋划军机。

当时的曹操，既取衮州，又迎汉献帝至许都，“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在建安元年，又采纳毛玠、枣祗等人建议，屯田许下，收获粮食百万斛，为解决军粮供应问题提供了良好的经验。当然，如果与袁绍相比，曹操占有的地盘狭小，兵马不足，势力尚弱。郭嘉能果断地弃“强大”的袁绍于不顾，而选择势弱的曹操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主，这充分表现了他深邃的眼光和决断才干。

二、策清中原

曹操自在衮豫二州建立根据地以来，屡次征伐，各个击破群雄，解除后顾之忧，以便将来与袁绍放手一搏。

首先，193年，曹操父亲由华县回乡，被徐州牧陶谦所部军兵杀害。操闻讯怒不可遏，率军报仇，连拔10余城，陶谦败退至部城。次年夏，他又二征徐州，在泗水活埋男女数万人。不久，陶谦忧病而死。进行这两次军事行动时，郭嘉尚未投奔曹操。但《三国演义》却描写郭嘉曾参与谋划其事，这是小说家言，自然不值一辩。

其次，攻灭吕布。吕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人。他原来是并州刺史丁原的部将，却卖主求荣，杀了原投靠董卓；后来又杀董卓，依附王允。此人“刚而无礼，匹夫之勇”，是一个政治上反复无常的典型人物。他被李傕、郭汜驱逐出长安后，如同丧家之犬，四处奔走。他先依袁术，再投张扬，复奔袁绍。

当曹操讨伐徐州时，不料后院起火，衮州后方发生了叛乱。陈留太守张邈在陈官劝说下，迎接吕布，企图趁机夺占衮州。幸亏荀彧、程昱等坚守鄄城、范县、东阿三城，使曹操尚可以进退有据。曹操闻讯后，引兵回救，在定陶、矩野两役，大败吕布，才安定局面。

吕市战败后，逃到徐州依附刘备，以后又袭取了刘备的下邳（今江苏邳县），自称徐州牧。刘备丧失根据地之后，便率众来投曹操。《三国演义》第十六回写道：“操待以上宾之礼。玄德备诉吕布之事，操日：‘布乃无义之辈，吾与贤弟并力诛之。’玄德称谢。操设宴相待，至晚送出。苟彧人见日：‘刘备，英雄也。今不早图，后必为患。’操不答。或出，郭嘉人。探日：‘苟或劝我杀玄德，当如何？’嘉日：‘不可。主公兴文兵，为百姓除暴，惟仗信义以招俊杰，犹俱其不来也；今玄德素有英雄之名，以困穷而来投，若杀之，是害贤也。天下智谋之土，闻而自疑，将裹足不前，主公谁与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阻四海之望，安危之机，不可不察。’操大喜日：‘君言正合吾心。’次日，即表荐刘备领豫州牧。程昱谏目：‘刘备终不为人之下，不如早图之。’操日：‘方今正用英雄之时，不可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此郭奉孝与吾有同见也。’遂不听昱言”此事《三国志·郭嘉传》裴松之注引《魏书》所记大略相同，在这一件小事上，反映出了权谋者的战略眼光，曹操与郭嘉同列，连荀彧与程昱这样出名的智囊人物都赶不上。

虽然暂时笼络住了刘备，但曹操的处境却不无困难。其时，北有袁绍、公孙瓒，南有袁术、刘表、孙策、刘境、张鲁，西有马腾、韩遂、张扬，东有吕布；衮豫二州又处在四战之地，曹操集团实在是四面受敌。曹操与他的谋士们，日夜分析形势，研究如何才能击破中原群雄。他们意识到自己处于内线作战，又面临敌强我弱的不利态势；袁绍自然是最主要的敌人，而目布却是最凶恶的敌人。如此，最终确定了“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

建安三年（198）秋，曹操决定东征吕布。对此，曹军内部曾有不同意见，一些将领认为刘表、张绣在后，远征吕布，只怕有危险。之前，曹操询问荀彧和郭嘉的意见：“今欲讨不义，而力不敌，何如？”荀彧主张先打吕布，认为“不先取吕布，河北（指袁绍）亦未易图”。郭嘉也说：“袁绍正于北方围攻公孙瓒，可以乘此机会，东取吕布。如不先消灭吕布，一旦袁绍来犯，吕布再出兵援助他，那就为患大矣。”另一位谋士荀攸也认为：“吕布骁勇无比，又依仗袁术帮助，如果任他纵横于淮水、泗水之间，一些豪杰一定会响应。现在乘他刚刚反叛之机，内部还众心不一，立刻前去攻打，必然能够成功。”

在众谋士的筹画下，这年秋，曹军亲率大军东村。十月，攻下彭城，吕布退保下邳。曹军把下邳重重包围起来，曹操再写信劝吕布投降。吕布本有降意，但谋士陈官劝说他死守下邳，又派人冲出包围去袁术那儿求救。

由于吕布率将土拼死守城，曹军猛攻了将近两个月，小小的下邳城竞坚不可摧。久攻不克之下，曹操心内焦急，加之军队连战不休，将土疲惫不堪，粮草给养又供应困难，便准备班师回许都，休整部队，再作考虑。

疲师远征本为兵家所局，大军屯坚城之下，若久攻不克，尤为不利。现在，曹、吕两家都已疲惫不堪，谁能再坚持下去，谁就有获胜的希望。在这个关键时刻，听说曹操准备退兵，众谋士都非常焦急，荀攸力劝曹操万不可撤军。郭嘉紧接着说：“过去项羽一生大小七十余战，未曾败北，一朝失势于垓下，却身死国亡。其原因，就在于他依仗自己的骁能善战，却少谋略。如今，目布同样有勇无谋，而且连吃败仗，锐气早已衰竭，勇力已尽。目布的威力远不及项羽，而困败的窘状却有过之，若乘胜猛攻，则下邳一定可拔，吕布必将受擒。”曹操一听，二人言之有理，遂率军继续围城猛攻。

向曹操进言勿退兵很容易成功。可无条下邳城内将士、百姓惧怕城破被屠，都拼命死守，如何破城便成为问题的焦点。一味死政显然不是上策，此刻，谋士们便有了用武之地。经过实地勘察，荀攸、郭嘉又生一计：水攻。也就是挖泗水、沂水，淹灌下邳城，以水代兵。曹操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得此妙计，自然大喜。立即令士卒弓；沂、泗河水，滚浪冲向下邳城。固若金汤的下邳城，却经不住水浪的冲击，顿时被泡在几尺深的大水中。城中军民见无生路，遂无心守城，纷纷逃散——各自逃命去了。

吕布的大将候成、宋宪、魏续等人为了寻求生路，便发动兵变，绑了陈官等投降曹操。吕布率残卒退守下都城的白门楼，最后仍未手就擒。曹操在白门楼上召集文武官员，惩办目布。吕布这时还嫌把他绑得太紧，曹操笑着说：“缚虎不得不紧啊！”吕布又表示愿降，向他救饶。曹操深恶目布之反常无常，立斩之。又挥泪杀了恩人陈官，以礼收葬。至此，曹操便控制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地区。

最后，扫除黄河以南割据势力。建安元年（196），原董卓部将张绣随同叔父张济，由关中流窜到南阳一带。张济死后，张绣率部投靠刘表。南阳靠近许昌，对曹操好像芒刺在背。建安二年春，曹操先拿张绣开刀。张绣战败，举兵投降。不久又反悔，夜间偷袭曹营，曹军毫无防备，损兵折将，曹操的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均战死。由是曹操只好退兵。

次年，曹操再次率军讨张绣，张绣求救手刘表。五月，曹军腹背受敌，不得不退兵。199年，张绣在谋士贾诩的劝说下，率士卒到许都向曹操投降，被封为扬武将军。

此前，建安二年，袁术在寿春称帝，这是公开反汉。曹操既然“奉天子以令不臣”，攻打袁术就师出有名了。九月，曹操讨伐袁术，迫使其向淮南逃走，不多时袁术病死。

曹军猛攻吕布时，河内的张扬曾出兵野王（今河南沁阳），帮助吕布。但不久，张扬被部将杨丑所杀。接着，唯固又杀了杨丑，投靠了袁绍。建安四年（199）四月，曹操派大将曹仁夺取射犬（今河南沁阳东北），杀了眭固，控制了河内郡。

二年余，曹操各个击败了袁术、张绣，消灭了吕布、眭固，改善了战略态势，逐步由弱转强，为全力对付袁绍创造了有利条件。郭嘉其间追随曹操，屡出妙计，充分发挥了他高级参谋的辅佐作用。

三、胜论袁曹

袁绍是曹操在北方最大的威胁。官渡之战前，曹操一心想伐袁绍，但又担心自己的力量不足，心理上非常矛盾。因此，就想听听他手下谋士们的主张。

早先，曹操曾对荀彧说：“袁绍不义，我想出兵讨伐，但实力又恐不敌，怎么是好？”荀彧以谋略家的眼光，从度胜、谋胜、武胜、德胜四个方面，论述了曹胜袁败的必然性。一席话，使曹操茅塞顿开，恍然大悟，下定了战胜袁绍的决心。

后来，曹操又以同样的问题征询郭嘉的意见。郭嘉作了更为深入的分析，他说：“刘邦与项羽之间，力量相差甚大，明公你是知道的。然而刘邦的智谋却胜过项羽，所以项羽终为刘邦所败。”他劝曹操借鉴刘邦用智，以弱胜强的历史教训，树立以智取胜的信心。

接着，郭嘉分析了袁曹双方实力的对比情况，认为“绍有十败，公有十胜，虽兵强，无能为也。”

也就是说，袁绍有10个方面不如曹操，所以袁绍的兵力虽强，终究要失败的。对袁绍而言，就是十败，对曹操来说，便是十胜。这十败十胜是：

其一为“道胜”。“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这就是说曹操安定社会的措施，顺应自然规律；袁绍则扰乱天下，民不聊生，这就首先在“道”上取得了胜利。这是从总体上着眼，对曹、袁优劣的评价和估量。郭嘉以人性为第一要义，列为十胜之首，可以看出当时一些士人对人的天性的重视。在中国，天道自然的思想源于道家。到了东汉，作为王充的哲学命题，已指出自然界的运动，它的发生发展，是自然而然的，没有外在的支配力。人的天性，是自然的天性，理应顺乎自然。人本身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由的自然存在物，各有其秉赋、能力、**等等，人的本质是自然的。自由的。所以，不应该用“繁礼”强加约束。性格束缚住了，天性的自然发展受到抑制，人的本质力量发挥不正常，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大都摆脱不了这种禁烟。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儒家独尊局面受到冲击。在此情势下，顺应人的本性，反对繁文缛节，为一些士人所重，以期施展才能，曹操和郭嘉便属于此类知识分子。所谓“体任自然”，就是按自然规律办事，充分发挥人的内在秉赋，不要被人为的礼仪所束缚。

其二为“义胜”。“绍以逆动，公奉顺以率天下。”袁绍师出无名，曹操可以奉汉献帝之名以令天下，名正而言顺，这就在“义”上胜过了袁绍。东汉末年，皇权衰败，王纲不振，汉献帝不过是军阀手中的招牌和旗号而已。不过，话说回来，皇帝毕竟是封建政权的最高象征，是名义上的天下最高统治者。自春秋战国以来。意欲称霸天下的权臣枭雄，都懂得打着天子的旗号，对扩充势力的重要意义。建安元年（196），曹操奉迎汉献帝立都许昌。从此，曹操常以朝廷天子的名义发号施令，堂而皇之，名正言顺地征讨异己，取得政治主动权。后来，诸葛亮在隆中与刘备讨论天下形势时，也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不可与争锋。”可见，汉献帝这块招牌，在政治道义上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其三为“治胜”。“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竞，故不摄。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东汉自桓、灵以来，治国的弊端是政令太松，为政过宽，纵容豪强大族兼并土地。袁绍本人出身高门士族，其高祖袁安官至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势倾天下。”他在自己的辖区内，非但没有纠正汉末弊政，反而对豪强大族更加放纵，任令他们凌压百姓。豪强们为所欲为，广营田地，下民贫弱，却要代出租赋，以至卖妻鬻子，也不足应命。如袁绍谋士审配的宗族强大，竟招纳亡命，窝藏罪犯。因此，其统治区内阶级矛盾激化。正如曹操后来说的那样：一**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岂可得耶！”

相反，曹操却纠之以猛，着重打击抑制家强势力，“重豪强兼并之法”。所以，袁绍以宽济宽，曹操以猛纠宽，高下之别，昭然可见，这就是郭嘉所说的治胜。

其四为“度胜”。“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公外易简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所宜，不问远近。”历史上的袁绍确是个不善用人的军事集团首领，也是个不识贤愚、刚愎自用的代表。他表面上宽宏大量，实际上却心胸狭窄，气度太小，任人多疑，猜忌心强，而月．所重用的多为亲戚子弟。而曹操则通达贤明，有才必重用，这就在器度上胜过了袁绍。

其五为“谋胜”。“绍多谋少决，失在后事；公策得辄行，应变无穷。”袁绍遇事多谋不能断，常常错失良机；而曹操处理大事非常果断，善于随机应变，这就在谋略和决策方面超过了袁绍。

其六为“德胜”。“绍因累世之资，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公以至心待人，惟诚而行，不为虚美，以俭率下，与有功者无所吝，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愿为用。”袁绍依仗出身大族，沽名钓誉，跟从他的都有一些只务虚名而没有实际本领的人。而曹操以仁义和诚心待人，自己严谨俭朴，赏赐有功的人却慷慨大方，所以天下有才能而讲求实效的人都愿辅佐曹操，这就在德上胜过了袁绍。

其七为“仁胜”。“绍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也，所谓妇人之仁耳。公于目前小事，时有所忽，至于大事，与思接，恩之所加，皆过其望，虽所不见，虑之所周，无不济也。”曹操很重视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安定社会，惠在下民。而袁绍放纵豪强，贪暴无比，民不堪命，却好在些许小事上假仁假义。曹操的大施实惠于民，与袁绍的妇人之仁相比，大得民心。

其八为“明胜”。“绍大臣争权，谗言惑乱；公御下以道，浸润不行。”袁绍出身官宦世家，听惯了阿谀奉承的话，偏爱身边谄媚之徒，言听计从，而不喜欢直言进谏之人，不愿采纳他们的意见。袁绍本人又浮躁而无大度，必然导致手下智者窝里互斗，大臣争权夺利，智谋反成了自身的瓦解剂。袁绍又听信谗言，为谗言所蒙蔽，结果正直的智者反遭陷害，卑鄙小人却横行无忌。曹操用人有方，谗言不行，内部团结，这就在“明”上超过了袁绍。

其九为“文胜”。“绍是非不可知；公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袁绍不辩是非，而曹操善于以礼和法治国，是是而非非，此即又胜。

其十为“武胜”。“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人恃之，敌人畏之。”袁绍不懂军机，却非常喜欢虚张声势；而曹操善于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令敌人惊恐，这就在军事上胜过了袁绍。

郭嘉真是曹操智囊人物中之使使者，这一篇十胜的大道理可谓真知灼见。我们可以不管多少有点言不由衷地褒一个贬一个的成份，看他从高处俯察这两个政治人物的比较论述，是切中要害。这里面的政治领导术、军事才干术、经营管理术、做人处世术等等，都是作为一种标准提出来的。首先郭嘉置人性于首位，反映出当时智谋之士对人的天性的重视。以下九条，首先要打出顺从民意的旗帜，提出宽严相济的政策，强调用人者信人，切忌胡乱猜疑，而且要唯才是用，不搞裙带关系。在策略上，要打有准备之仗，决不轻举盲动。要善于把握时机，决策果敢，不失时机，创造时机、要待人以诚，不讲排场，不作表面文章。从整体着眼，通盘考虑人事，避免顾此失彼，脱离群众。能顶住各种巧已令色之徒，去揭穿那些挑拨离间者的丑恶嘴脸。自己则正大光明，对风言能明辨来源，分清虚实。处理问题是非清楚，赏罚严明。不论干什么，能具有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胆识与本领。这位封建时代智谋人物的这一理论概括，其中精义，非常有继承或借鉴的价值。

同时，郭嘉从袁、曹双方的政治、经济、政策、军事实力、人心向背，以及个人的气质和才能，做了全面而深刻的剖析，从而得出了曹操“十胜”的结论，这是具有科学预见性的判定。曹操的其地谋士，如荀彧或和贾诩，也曾对官渡之战前的袁、曹对峙形势作过分析和预测，也都预见到了曹操必会击败袁绍的结局，这些都被后来的实践证明。荀彧曾预言曹操有“四胜”，即度胜。谋胜。武胜、德胜；贾诩预见曹操“明胜绍、勇胜绍、用人胜绍、决机胜绍”，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都作了同样正确的判断，都对坚定曹操的信心，起了重要作用。只是郭嘉的分析最为详尽、细致、深入和准确。不是无端臆测，偶然的巧合，而是在详尽地了解了双方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进行演绎、推理、概括、分析，所得出的科学结论。郭嘉能够精确地．科学地预见曹操“十胜”，证明他的确是一位高明的谋士。

四、预断孙亡

三国时期，吴国雄踞江东，立国时间最长。吴国的基业，就是由少年才俊孙策开创的。

孙策，字伯符，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东汉熹平四年（175）出生在当地一豪门大族。孙策的父亲孙坚，字文台，早年做过县令。黄巾大起义爆发后，孙坚率“乡里少年”和招募的丁壮1000多人，跟着右中即将朱儁镇压起义军。由于作战有功，被提升为别部司马。后来，他又随车骑将军张温到凉州，进攻割据势力迈章、韩遂，回京后，拜为议郎。汉灵帝中平四年（187），孙坚被朝廷委任为长沙太守。他先后镇压了长抄、零陵、桂阳三郡的农民起义，被封为乌桓候。关东诸侯讨伐董卓时，孙坚也起兵北上，沿途征伐不断，实力渐增。他到鲁阳（今河南鲁山）会见袁术，袁术表奏地为破虏将军、豫州刺史。汉献帝初平三年（192），袁术与刘表争夺荆州时，孙坚为先锋，连败刘表的大将黄祖。在进围襄阳时，被黄祖的手下暗箭射死。

孙坚死时，孙策正在寿春（今安徽寿县），年龄只有十七八岁。他年少才俊，喜交结各方豪杰，胸怀复仇之志。汉献帝兴平元年（194）十二月，他前往江都（今江苏扬州），求教于江淮名士张紘，询问当时世务。他问张紘：

“方今汉祚中微，天下扰攘……先君

与袁氏共破董卓，功业未遂，卒为黄祖所害。策虽暗稚，窃有微志，欲从袁扬州求先君余兵，就舅氏于丹阳，收合流散，东据吴会，报仇雪耻，为朝廷外藩，君以为何如？”

张紘向他讲述对时局的意见：

“今君绍先侯之轨，有骁武之名，若投丹阳，收兵吴会，则荆、阳可一，仇敌可报。据长江，奋威德，诛除群秽，匡辅汉室，功业侔于桓、文，岂徒外藩而已栽？方今世乱多难，若功成事立，当与同好俱南济也。”

孙策接受张紘的意见，定下图取江东之计。兴平三年（195），孙坚旧部朱治见袁木政德不立，亦劝孙策取江东，创立基业。那时候，孙策的舅舅吴景进击樊能、张英，一年多也未攻克。孙策乘机向袁术献策：

“家有旧恩在东，愿助舅讨横江；横江拔，因投本上招募，可得3万兵，以佐明使君医济汉室。”

袁术对此非常感兴趣，使任命他为折冲校尉．率兵渡江。孙策统率其父旧部程普、黄盖、韩当。朱治、吕范等及士兵千人。马数十四东进。在寿春的宾客蒋钦、周泰、陈武等带领几百人也随策渡江，后周瑜也率兵迎接并动以资粮。到历阳（今江苏和县）时，已包罗部众五六千人。

孙策渡江后，在仅四年的时间里，驰骋疆场，东征西讨，次第削平江东割据势力，占有丹阳、吴郡、会稽、豫章、庐江、庐陵六郡，独霸江东，创建基业。其开国时间之迅速，大大超过曹操和刘备。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孙策之所以成功，首先在于其战略决策英明，“乱世务边”的决策充分显示了其远见卓识和勇决果断的过人之处。其次，孙策善于拢络人心，“善于用人，是以士民见者，莫不尽心，乐为致死”。再次是军纪严明，所至鸡犬菜茹，一无所犯，故民心向之。当然，孙策用兵，“猛锐神速，所向皆破，莫敢当其锋”，亦即他所具有的大将素质、卓越的指挥才能，也是个很大原因。他自渡江以来，攻必克，战必胜，人闻孙郎来，莫不望风而靡。袁木曾欣羡地感慨说：“我如果有孙郎这样的儿子，纵然死去，也没有什么可怨恨的了。”

孙策渡江开拓江东的次年，拓地日广，实力强盛，羽毛丰满，遂想脱离袁术而独立。他听到袁术在寿春欲称帝，遂与之绝交。建安二年（197）正月，袁术称帝后，孙策遂采取北结曹操以抗袁术的政策，与曹操结好，曹操表封他为骑都尉，袭乌植侯，领会稽太守。后曹操闻知孙策平定江南，深感忧虑，但因无力分兵与之争锋，便只好眼看着孙策“转战千里，尽有江东”而没有办法。曹操虽一再设法拉拢孙策，但孙策却不肯受他节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