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三千年 ——读《易》杂感（1/2）

一《易》经三圣而成书

《易》是一部奇书。ｋｅｎ收藏*早在几千年前的夏禹时代便有了渊源，就是后世传说的“连山之易”。又经殷商六百年的传承，隐衍“归藏”，到了殷末周初，周文王囚于宥里，推演出八八六十四卦，才见《周易》的雏形。后经周公继父志而系辞定义，再加孔子赞十翼而成经，如此“时历三代、义经三圣”，推延至汉代，才被儒家奉为群经之首，一直流传至今。《周易》也叫《易经》，简称《易》。自古有关它的著述，据考不下三千种，堪称中国古籍经典之最。

二《易》乃忧患之学

我到二十一岁才走近《易》。一浸三载有余，从此欲罢不能。我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种“三千年的孤独”，所有的学识、经验和理智都为之倾倒了。前后将近八年时光，可谓“居则观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以至如痴如醉，废寝忘食，手不释卷。《易》之古奥神妙，实令我叹为观止。一开始，我是带着深重而高亢的精神苦难与思想负荷走近《易》的，因此我所体会和感应到的易学内蕴，几乎全是“忧患”二字的重重压迫和谆谆震惕。所谓“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忧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以至“其出入以度，外内使之惧，又明于忧患与故”。又“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及“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云云，可谓“满怀忧惕，一卷沧桑”。我以为，自《易》一出，千百年来真正能弄懂它的人恐怕不多，而且也未必“名闻于世”。《易》非世俗显学，它俨然一座坚壁深晦的古堡，远离尘喧，只有耐得住寂寞的人才能走进。在如此纷扰多忧的世界，治《易》并非一件赏心悦目之事。如果说能够清夜逸读，或什么“闲坐小窗读周易”，那多半是一种自欺欺人的鬼话。从某种意义上讲，《易》原本最讲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的。所谓“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学《易》学到一定之境，要想更深一步，实在很不容易。原因是大凡学易者，一入其门，总会不由自主地钻进“卦占”的死胡同，或身不由己地掉入“象数”的烂泥潭，成天神经兮兮，唯恐动辄得咎。初学易者，多好于“术数”、“命理”之学，因此难免陷于所谓“通灵预测”的深渊，“算来算去算自己”，终于自坠其术而不能自拔。易可占而决疑，亦可惑人，而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真要玩转它，须具极高的学力和悟性。然而说到底，《易》本质是人文的而非神道的。易传之谓“神无方而易无体”，就是说易道没有一定的形态，无所不在，与自然融合为一。学易的进程，先求“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再讲“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达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出入，以崇德也”，其最高境界就是能弥纶天地之道，明死生之说，知鬼神之情状，所为所行，既不过亦不忧且能爱。《易》所谓的“鬼神”，可以理解为未知的存在和神秘莫测的东西。

三《易》乃圣贤之学

虽然，《易》充满了人格生命忧患入世、意在家国的儒家情怀，体现了中国人文精神传统所特有的一种自强不息、与天地参的奇伟姿态，但在我的意识观照中，更倾向于首先将《易》视作一种人文智慧，一种实用的形而上学。我以为，正是通过对世道兴衰、人心忧患的深切感受和巨大关注，《易》完成了只有人才能完成的如此切近人生，也如此深入人心的一种人天不二之学。所谓“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则有亲，有亲则有功”，正是易最初制作利用的第一义。又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因贰以济行，以明失得之报”，一切就这么简单明了，没有任何令人生厌的烦琐哲学，更没有作茧自缚诸如什么悖论之谈、有无之论。易道之为也，与人天同在，与日月往来，与万物并作，一切自然而然。易讲求顺应之道，但又不仅仅是顺应之道，而同时强调一种能动的、积极的人文意志。所谓“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先履信，后思顺，已流露出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自觉。顺者天也，信者人也。天者时也，人者义也。贤也者，明者也，知者也，知乎时义者也。也正是在对“时”和“义”的往复探究和利用出入间，《易》创造并实践了一种最能体现中国人文精神特质的“贤者之学”。转用现代术语，我称之为“人文政治哲学”。实际上，更确切地说，贯穿于《易》整个思想观念体系的，无外乎揉杂了“儒法”两家无非彼此的精神脉络。这一点，从《易》大象传中可见端倪。诸如“雷电，噬嗑：明王以明罚敕法”，“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和“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等等，其人文法制观念已相当精致完备，可见这种思想必然是法家观念达到一定成熟阶段后，才辗转入易。据此推测，《易》传以成经的年代，大抵不会早于战国中晚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