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四章 乡间酷比（2/2）
宋圣哲放下手，朝周胤绪笑道，“周大人昨日来时，我与范大人不在府衙中，不知府衙中的小吏，可有怠慢周大人？”
周胤绪道，“府衙秩序井然，何来怠慢？”
范垂文道，“这‘流外官’最是难缠，周大人初来乍到，我和宋大人就怕小吏欺了周大人去。”
宋圣哲道，“是啊，别的不说，就这‘公使库’的用项，就难管得很啊。”
周胤绪微笑道，“两位大人治下严谨，并没有这样的事呢。”他顿了顿，似不经意道，“不过昨日我偶然说了一句琅州买不到定襄惯喝的茶，府衙中的小吏就包了三盒茶予我，这不算是假公济私罢？”
宋圣哲道，“州府公使库本就是专馈士大夫，支取见任官供给的。再者，周大人来此赴任，正是忙碌的时候，连接风宴都来不及摆上一摆，就是拿了三十盒、三百盒茶去，我与范大人，还要道一声‘怠慢’呢。”
周胤绪忙摆手笑道，“我就是大肚弥勒佛，也灌不了三十盒、三百盒茶啊。”
宋圣哲抿嘴笑了起来，“俗话说‘大人有大量’，周大人还是别把话说得太满了。”
范垂文也笑了，“西北喝茶的法子，确与东边不同，但也别有意趣呢。”
周胤绪道，“我刚来，就喝过一杯了，只是这其中的滋味，到底却还没品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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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修莒志》卷26《经制志·财政·田赋》：“潘公鎏比逋于演武场，用竹板交杂而笞，名“风搅雪”;判玺扣民足踝，名“打萝拐”。淫刑而墨饱箧，用谲逃去。万历初，金溪刘子汾……更为酷刑。堂上用脑箍，其法以索束头，二木如拳抵其，一绞则睛出寸余，人立毙，以水渍之，良久始苏。同捕衙拶指，竹板判以二皮鞭束为一，鞭臀比粮，日历四衙，尝各刑具，皮尽见肉，肉尽露骨，每驱逐出入，以重铁索穿系于头，手足并行，腥臭四扑，痛甚不能前者，官役以足促其疮，以索顿项……于是毙刑杖者，尸积城隍庙后，可筑京观……民谣曰:八百冤魂朝上界，三千黎庶散他乡。是时冤死岂止八百……入其境内，百里无烟。”
2林希元:《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9《赠郡侯西川方公朝觐序》：“学校、田野、户口、赋役、讼狱、盗贼之六事者，乃国朝督察守令之令典”
3辛升:《寒香馆遗稿》卷3《世变十更·县令》：“世局于今又一更，为民父母虎狼心。鞭笞只做肉鼓吹，痛苦如闻静好音。五色钧签飞百道，一行朱字动千金。”
4刘时俊:《居官水镜》卷1《征收之法·缓旧逋》：“用比索贿，用贿销比。”
5吴焕:《请抚恤三秦疏》：“考成之法，以课群吏……其不肖者，明知考满无望，猫鼠吏胥，惟祈稍润橐以去。”
6“刀耕火种”：先以石斧，后来用铁斧砍伐地面上的树木等枯根朽茎，草木晒干后用火焚烧。经过火烧的土地变得松软，不翻地，利用地表草木灰作肥料，播种后不再施肥，一般种一年后易地而种。
7牛租亦称“牛米”，中国旧时租用耕牛的费用，因为一般老百姓其实是买不起牛的。宋永亨《搜采异闻录》：“今观吾乡之俗，募人耕田，十取其五；而用主牛者，取其六，谓之牛米。盖晋法焉。”就是说牛米要多收一分利啊。
8文中“酷比”是借鉴明末张居正改革之后的情况。
顺便说一下张居正改革中的“考成法”。
“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明神宗实录》卷111）
“考成法”里面比较重要的一条就是“赋役完欠”，如果官员收不满这个赋税和徭役，就会降级或者削职。
明初的时候，朱元璋这个真·寒门出身对赋税徭役的收敛是有意放宽的“钱粮尽在民间，征敛不足，其顽在民，何尝即责有司”（朱元璋:《大诰》，“设立粮长第65”），所以地方官拖欠赋役的惩罚总体比较松，老百姓过得还可以。
但随着明代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中央财政愈来愈紧张，其标准不断提升，至张居正的“考成法”而达到顶峰。“查得嘉靖三十一年，未完五分以上者，住俸督催。三十四年，未完四分者，降俸矣。三十七年未完三分者，住俸矣。隆庆五年，则完不及八分者住俸，又议带征矣。”（《敬陈末议以备采择以禆治安疏时政五事》）
到万历二年，因张居正的推动，便议定:“除完纳八分……仍照例每年带征二分。”即增加到“十分”才能考满。
至万历四年，又规定:“见年应征钱粮完数不及九分，府州县掌印管粮官，照例降调。”除此之外还要带征二分（《明神宗实录》卷52）
所以最后就变成“以九分为及格，仍令带征宿负二分，是民岁输十分以上也。”（《明史》卷227《萧彦传》）
即增加到“十一分”才能考满，这就是鼓励地方官员横征暴敛了。
结果，在张居正的严酷考成法之下，全国出现了大规模的酷比现象，许多老百姓被官府收刮得家产尽绝、鬻妻卖子，以至于在流亡途中，依然“形似失巢之鸟，苦如游釡之鱼”（《万历疏钞》卷1《圣治类》）
皇帝知道吗？皇帝是知道的，从万历到崇祯，都是知道考成法带来的“酷比”的，但是没有办法，不用考成法，赋税徭役上不来。
《明神宗实录》卷52：“近因行考成之法，惧或降罚，遂不分缓急，一概严行追并……咸谓朝廷催科太急，不得安生……致(百姓)流离失所，朕甚悯之。”
张居正更是公然说:“夫均徭、赋役、里甲、驿递，乃有司第一议，余皆非其所急也。四事举则百姓安，百姓安则邦本固。”（《张太岳集》卷25《答保定巡抚孙立亭》）
到万历七年以后，张居正的考成法影响太坏了，已经难以为继，所以不得不“一体蠲免”，后来张居正就被反攻倒算了，可是当明神宗去世后，便有人鼓噪为张居正正名，此事终于在天启元年得以实现，随后便恢复张居正的考成法。
然而，天启以后东林党全师于张居正，酷比问题立刻变得十分突出，“郡县催科苛政，无一事不入考成。官于斯土者，但愿征输无误，以完一己之功名，谁复为皇上念此元元者哉!”（《瞿式耜集》卷1《清苛政疏》）
至崇祯，考成之苛刻愈演愈烈，故王夫之言:“温体仁全师江陵之术而加甚焉。”（王夫之:《黄书噩梦》）“自是考选将及，先核税粮，不问抚字，专于催科，此法制一变也。”（《明史纪事本末》卷72《崇祯治乱》）
其实，张居正之所以改革成功的一个很大因素是，张居正在位的时候正好是风调雨顺的时期，由于连年丰收，加之当时财政收入激增而贮备大量的白银，引起白银流通不足，两者相加，致使米价超低。
结果到了天启、崇祯时期，遇上小冰河时期，旱灾水灾频发，却还是完全师法张居正的考成法，结果却是“逋负山积”，导致了明末大乱。
9宋王栐《燕翼诒谋录》：“祖宗旧制，州郡公使库钱酒，专馈士大夫入京往来与之官、罢任旅费。所馈之厚薄，随其官品之高下、妻孥之多寡。此损有余补不足，周急不继富之意也。”公使库在宋代就是对官僚士大夫的一种隐性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