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大头和小头的问题（1/2）

吴永成对马柳平说：“如果下一步咱们大队的贸易公司展得好了，能挣了大钱的话，大队的集体积累也就能增加了不少。咱们到了那个时侯，还可以再提高一下咱村里的民办教师的工资待遇。不然像他们现在这样，的确也过得太苦了。”

“是哩。”吴永霞在旁边马上接过吴永成的话音：“你们看看刚才进来的王群、王校长，才四十来岁，那头就成了那个样子。那都是操心多、累成那样了。他们长年四季也没个歇空：晚上爬在桌上备课、改作业；白天还要给孩子们上课。下了课，担心学生们小，像个老母鸡一样，还要四下里照料着，生怕出点什么差错。要是孩子们有点什么事，他们就不好向社员

马柳平托着下巴，感慨着说：“刚才听了王校长的话，我心里也不好受。这也是怪我早些时候，就没想到这个问题！今年后半年，光顾了给大队搞喷灌、办公司的事情了。就连咱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责任制后，那两个学校的大队民办教师的问题，也没有顾得上好好地考虑一下。光想着怎么才能让大队的社员们，早点富起来。把咱们的老师就给忘得干干净净的了。唉，咱们几个小时候也都是在这个学校上的小学，王老师也给咱们上过课。可还没几年，就忘记了老师们的恩德。真是不应该呀！干脆这样吧，五儿刚才说地每个月补二十块钱，就全给他们补上吧，也不用再拿出什么奖金了。王校长也给他每个月补上五块钱。大队拿出这点钱，还是不在乎的。”

“还是有个奖金比较好。”吴永成提醒他：“每月给一点奖金，搞个激励机制，才能鼓起老师的上进心。你小心好事变成坏事，再把学校也变成‘大锅饭’。现在国家还一个劲地反对‘大锅饭呢！”

“对。对，对，咱不要搞什么‘大锅饭’！”马柳平被自己的慷慨举动也感染了：“那咱再搞它个激励机制。那个二十块钱就那样，每月工给他们补上。大队再拿出几个钱来作为奖金。包括王校长在内，他们谁教的课，在全公社的统一考试中能拿到第一。就奖谁100；进了前五名的奖八十元；进了前十名奖五十元。你们看这个意见怎么样。要是行的话，正好今天晚上我们大队开会，我就和他们商量一下。”

看来这鱼湾大队地贸易公司，后半年是挣了不少钱呀！吴永成看着他三姐夫马柳平一副财大气粗、满不在乎的样子。他不清楚大队的家底。不知道到底挣了多少钱。刚才也是联想起民办教师的艰难处境，忍不住提出要大队每月给民办教师补二十元钱。但又担心马柳平舍不得，便特意强调，其中的十元是作为奖金，随机性的。只要教学质量提高了，才能得到。这样一来地话，民办教师每月有二十五元的补贴。再加上地里的其他收入，应该和国家公办教师的工资差不多。当时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师范学校毕业的老师。每个月工资才三十二块五毛钱。

没想到马柳平比他更大方，直接就每月给两个民办教师加了二十元。连公办教师王群校长，也有每月五元的补贴。给教师的奖励更是出乎人意料的高。如果能在一学期一度的全公社统一考试中，得到第一，那就意谓着半年、一个人就能拿到一百元地奖金。这还只是单科成绩，如果所教两、三个年级的两门主课语文、算术都得第一地话，那就有五、六百块钱的奖金了。

天呐，这可创全国记录了。

我记得一九0全国科技进步奖地一等奖才是五百元的奖金。就这五百元，获奖者还不能一个人独享。领回去肯定是大家平分。上至研究所的几位所长、副所长、党委一班人，下至图书室的、资料室的、烧锅炉的、看大门的。还有和自己一起搞研究的同一课题组、其它有合作地课题组的，七扣八分下来，获奖者倒贴不进去几个钱，就算万幸了。因为你到手地几块钱，还要再买点喜糖、瓜子之类的。你获了国家一等奖，总得让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你的喜悦吧？买几块钱的糖和瓜子不算过分吧！

大家还别不相信，在那个时代，这些都是确有其事的：奖金分给领导，理所当然：没有单位领导的，你能干成什么？分给所勤，诸如资料室、烧锅炉、看大门的、食堂的等等这些部门，你也应该呀！没有后勤保障，资料从那来？你不吃饭、不喝水、不需要取暖、不需要安全保卫吗？只有后勤保障了你的这一切，你才能搞什么研究！至于其它有过合作的课题组就更不用说了，反正他获了奖，那奖金也给你留一份，即使这两年你出国不在单位！

就连获奖者本人，也认为这种做法无可非议。一来只要他的研究成果能获得国家认可、社会认可，那就说明他的心血没有白费；那就是他辛辛苦苦几十年来收获的最大成就。二来知识分子耻于谈钱。特别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只要能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食能裹腹、衣能遮丑，只要有书看、有事做，足矣。如果所做出的成绩，能被社会认可、国家承认，那简直就是人生之一大乐趣、最大的享受也！三来当时的社会分配体制就是这样，“大锅饭”的精髓体现面。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它的影子存在。否则红眼病的威力，将扼杀一切新生事物的诞生。

这就是当时普遍存在的、不成文的规定。

“咱们的农工商贸易公司挣了不少钱吧，三姐夫，”吴永成问马柳平，“看你一掷千金的样子好痛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