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零四章 儒皮法骨(1/2)
商鞅变法之前,秦国不过是一个边陲之国,土地贫瘠国势颓微,在强魏的步步相bī下几乎到了亡国的边界。***当时的战国七雄中的其他六国皆视落后的秦人如同蛮夷,数次会盟中原都不邀请秦国,就连权利被完全架空的周天子也瞧不起卑贱的秦国。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刚刚继位年轻有为的秦孝公愤然的喊出;“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刻国耻碑,以血涂字,立于宫门,誓以变法强国。孝公不顾保守派强大的阻力,倾力支持商鞅的变法以自强,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和郡县制,等等一系列新政让垂垂老矣的苦秦一跃成为了七国之,为后世的统一奠定了强大的基础。
但商鞅变法毕竟只是针对当时贫瘠的秦国所建的,用律法将喜好私斗、一盘散沙的秦人强行聚拢在“秦”字的战旗之下。刻薄寡恩的酷律虽然能在1uan世中最大可能的动员起一个国家的力量,但在统一之后却变得不合时宜了。
商鞅给秦国带来的一系列变法只是让秦人的一生中只做两件事情,那就是打仗、耕作。为了担心诸子百家的学术影响秦人简单的思想,早在始皇帝焚书坑儒前,商鞅就已经一把大火将秦国境内所有除了法家、兵家、纵横家之外的书籍全部烧毁。
愚民以治之是商鞅变法的基石,以杀敌人级换取军功作为官吏考核的重要标准,这样带来最直接恶果就是秦统一六国后,派往各地的官吏大多都是粗俗不堪,只会上阵杀敌,却不会下马治国。再加上刻薄寡恩的秦律与六国旧律大相庭径,致使关东六国之民苦秦久矣,始皇帝驾崩才不到一年就揭竿而起。
再者秦国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也并不适用于大一统的秦国,地方但凡五十兵士以上的调动皆要请示皇帝。秦国统一之前地盘并不是很大,皆以咸阳为中心,高度集权倒也合适。统一之后领土急膨胀,而边关之地远离咸阳,一来一回都要数月时间,若遇大事当地官员因为没有自决权而无所作为。
当年陈胜吴广之所以能迅展壮大,最主要原因就是秦国当地的郡守郡尉无权私自调动驻军。就像当时驻守荥阳、手握中原之兵的李由,也只能眼巴巴的坐视起义军坐大,最终成了不可扑灭之势。
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最大的依赖就是一个睿智的君主,所以说秦人是幸运的,孝公之后的六代君主,非但没有一个是昏庸之主,反而英主辈出。到了二世皇帝胡亥继位,虽然秦国大军仍在,郡县制仍然井然有序,可它的上层已经彻底糜烂了。
再就是今日的秦国已非当年商鞅变法时的秦国,秦人大多民智已开,也有了思想有了主张,若还是像以前那样强压着让秦人接受苛刻的律法,已经不合时宜了。商鞅提倡的极端的法家之术,也还是被这个时代所排斥了。
所以正如公孙弘所说,秦国不光是要整兵戈出征天下,还需要从体质上进行一场变革,去除弊端,创建新制。商鞅变法已经过去了一百六十年了,很多旧的体制已经不再适合秦国如今的局面。秦国已经作法自毙、自尝恶果,若再不思改变,就算重新统一了天下又能如何,也不过是重蹈始皇帝的旧路。
其实从韩信执掌秦国后,秦国上下的体制已经现了许多微妙的变化,在朝堂之上,不再是唯法家之术而轻百家之说。像孟坚和公孙弘就并非法家信徒,相反到时对黄老无为之说颇为行赏。
朝臣之中,也有许多是儒生出身,在韩信和当初孟坚的坚持下,秦国朝堂选拔官员都是以能力为选,而轻出身和学派。在高层的默许之下,诸子百家的学说已经出现在秦国朝堂之上,而不是像以前一样独尊法家、罢黜任何学说。
其中崛起的最为迅的当为之前一直被法家倾力打压的儒家学术。
先秦时期的儒家学派,并不是后世那种被诸多修改以传承的儒家学说。它只是诸子百家中一种比较重要的学说而已,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主张“德治”、“仁政”,重视伦理关系,中尤以忠君、重孝、克己为中心。
此时的儒家学说,远远没有到达后世那种妖魔化的病态学说,相反儒家作为百家学说中最为活跃的一派,其思想xìng远远出了大多数学派,是有“1uan世当法,治世用儒,黄老以修身”之说。
法家所崇尚的霸道,是将整个国家打造成一部恐怖的战争机器,老百姓畏惧律法,平时拼命耕作,战时则举国为兵,以敌人的头颅来换取丰厚的奖赏。这种体制在战国时期具有强大的生存力,以战养战,靠着掠夺不断壮大自己削弱敌人,也让秦国成为了虎狼之国,六国在其咄咄bī人的姿态下战栗不安。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一旦天下平定,失去了对手的秦国将会陷入茫然之中,唯有拿着北边的匈奴和南边的蛮夷出气,最后将国力白白损耗在永无止境的征战中。
而儒家所提倡的则是王道,士大夫们修身、齐家、治天下,要求上位者实行仁政,臣子们则提高个人修养以象圣人看起。儒家有一套完整的价值体系,所倡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学说十分有利于统治阶级稳定民心,也非常利于中央集权。这也是儒学为后世统治者推崇自己的原因所在,因为它特有的价值体制确实非有适合统治者长治久安。
但儒学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先它倡导的是人治和德治,而不是法治。它只是告诉你从道德层面上你应该做什么,但没有告诉你不这么做,会怎么惩罚你,久而久之,必然滋养出一大批的特权阶级,蛀空整个国家。而法家强调重法的精神,贵族平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样才能让所有人都畏惧法律,这样放而能平缓平民对统治阶级的仇视。而且儒家崇尚复古,墨守成规,逆来顺受,久而久之也会腐蚀掉秦人血液中尚武的精神。
所以公孙弘想采用的治国之术,是融合了儒家和法家的精华。秦国以法家之术立国已逾一百六十多年,法制精神已经深入到了每一个秦人的骨子里去了,让他们懂法畏法,这也为公孙弘的变法提供而来强大的基石。
法家务实,所追究的是立竿见影马上就可以见到回报的治国理念,而儒家好虚名,多从精神层面上告诉你应该怎么怎么做,久而久之形成一套完成的道德理念体制。两种学说看似中途,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何能将两家的精髓很好的融合起来,便成了这次变法能否成功的重中之重了。
公孙弘的提议激起了韩信浓厚的兴趣,其实他并不擅长政治治国,更多的时候他是将文治撒手jiao给别人去治理,他得以专心武事。这不是韩信没有政治头脑的表现,相反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秦国有别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体制,它崇尚军功,以武立国,政治从来都是为了军队服务的,只有掌握了军队,才能掌握住秦国。没有手握兵权,即使如商鞅、吕不韦那样权倾朝野,一旦被君王所忌,完全可以毫不费力的派军队将你擒拿。
所以韩信很少过问政务,他很聪明的将有限的精力用在了军队上,这也让他在秦国的地位固若金汤,无人可以撼动。
但公孙弘的一番话让他意识到了变法的急迫xìng了,在秦国几乎崩溃的那段时间里,当初秦国赖以存的法家治国理念也饱受质疑。再加上后来以儒家为代表的诸子门人纷纷涌入秦国朝堂,原本旧的体制更是成了众人攻击的对象,很多秦律上严格的法令在朝堂上却几乎等同于空文,这也让韩信意识到重申律法的重要xìng。
说到底秦国骨子里必须坚持法制理念,这样才能保持着秦人的血xìng,才能让后事能不忘兵甲,而不至于“国虽大,忘战必危”。而在表面上也要融合儒家的人文精神,重视礼乐纲常,让每个人都能在帝国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子,农夫需要耕作和服兵役,士人则终身奋斗“修身、齐家、治天下”世族们有属于世族们的地位和遵从,君主则永远高高在上。
这便是公孙弘所倡导的儒皮法骨,内法外儒,到是让韩信对他刮目相看。
他当仅仅是听从孟坚的推荐,才将这个显赫“百官之”的丞相位子给了公孙弘。公孙弘上任后也一直中规中矩,并无什么过错,也同样没有什么大的举动,似乎他在唯一意义就是韩信和老秦人世族之间的平衡点。正是因为公孙弘的不作为,才让百官中流传着对他的嘲笑,称呼他这个秦国史上最弱势的丞相为“泥塑的丞相”。
韩信虽然面子上维持着对他的尊敬,心中其实也对他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注意,公孙弘存在的意义对他来说更多的是替他维持朝堂稳定。
直到今日,韩信才体会到孟坚当初推荐他的深意。公孙弘确实是个人才,而且是个十分难得的人才,他精通数门学术,专研了法家、儒家、道家之说,这才提出了洋洋洒洒足足一卷竹简的变法草拟,呈送韩信过目。
韩信细细的看着,越看心中越是佩服。这些条陈虽是草拟所成,很多地方细节尚未丰润,但从字里间都可以看出公孙弘的用心之至。公孙弘的变法只要是针对秦国法制上的诸多弊端,已经高度中央集权带来的恶果,比如废黜几十种酷刑,将很多致人残疾的rou刑废除,允许民间私藏诸子百家的学说。
将调军的自主权下放到各个郡,大大加强了边缘之地守将的自主权。同时为了限制地方割据势力的出现,便将军队的后勤补给从郡尉的职权中分离出来,jiao由主管民政的郡守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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